重修后的龙川学宫一景 本报记者 黄赞福 摄

河源市客家文化公园内的古成之雕像 本报记者 冯晓铭 摄

核心提示

两宋时期，苏轼、苏辙、李纲、吴潜、文天祥等名臣谪宦，先后谪居龙川、河源。这些光彩夺目的“文曲星”，和王汝砺等本土士人一起，成为河源文化教育事业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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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华风日兴”

北宋时期，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中原人陆续进入岭南，使得岭南“华风日兴”。随着河源文化社会发展，儒学兴起、学校增多，这片曾被称为“蛮貊之地”的粤东北之地，从“故（前）蛮夷地”成了“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的地方。

北宋中后期，从中原迁徙定居河源地区的士人日渐增多。他们也带来了儒家文化，设学校、变风俗，知书达理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原先尚武好斗、率性而为的土著，也接受了各种规范教育。别人提到龙川、循州、河源这些地名时，也不再是一脸茫然或谈之色变。宋仁宗时，韶州（今韶关）进士余靖盛赞：“龙川郡者（宋指惠州，河源时属之），汉之名郡，越之沃野，地近鱼盐之饶，士多江海之乐，故其资奉易足，而怂恿易劝。”此处龙川郡，实指惠州，今龙川、河源属之。

余靖是岭南人，赞邻近州县或有“谁不说俺家乡好”之嫌，江苏高邮人秦观赞誉道，“龙川虽云远，风物号清鲜”，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就毋庸置疑了。

曾13次坚辞丞相之位的宋代“岭南儒宗”崔与之，与河源也颇有渊源，其祖父一度定居河源，死后葬于河源义合（今属东源县），后崔家迁至增城。他在《与循州宋守书》里赞道：“循为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与南汉、唐或更早时期的龙川比，北宋的龙川已是焕然一新。

龙川邑人在谈及宋时龙川时并不溢美，并中肯地评价苏辙谪居龙川时对当地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龙为百粤首邑，自秦汉来，衣冠文物与中州埒。五代以前，书缺有间，至苏文定始作《志略》（杨廷钊）。”“龙川于唐宋为荒徼，自苏颍滨谪居于此，士子炙其言论，稍知穷经。”

和唐代一样，宋朝也有不少名臣谪宦如苏轼、苏辙兄弟，李纲、吴潜、文天祥等，被贬谪至龙川、河源两县。这些光彩夺目的“文曲星”，为河源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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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尽劫波学宫在

宋代“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宋史·职官志》）此后，各地均设县学，培育人才。

据《惠州府志》记载，宋代惠州共中进士50余人，是惠州历史上考中进士最多的朝代。按近代行政区域分，其中河源6人（含今东源县），龙川15人，永安1人，和平1人。（据《历史的记忆 ——河源市人物与名胜》统计）

唐朝开始，学宫成为全国各地祭祀孔子并同时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地方官学的泛称，担负着传承文化、施行礼乐的教化职能。

在宋代以前，河源就有了学宫，但命运多舛，时因战火而毁，时因火患而圮。河源多位知县都曾为学宫费尽思量。学宫经多次迁建、重建，直至清乾隆年间才算最终“定居”下来。在使用了200年左右，河源学宫在20世纪50年代遭拆毁，今已不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知县薛彦博下堂归来府衙，坐在堂上思忖，此处自秦末赵佗为令，文风渐昌，何以在南渡之前只出了古成之、邬大昕等四五名进士，南渡后，就没中过进士，文风不振也。他思来想去，觉得肯定是学宫风水不好，与掌教王惟喆经过几番合计后决定迁移学宫。

于是，薛彦博等人把学宫迁到“江山在前，高明爽垲”之处。过了六七十年，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知县林魁辰在县城北一里许隔江印冈岭下重建学宫。淳祐二年（1242年），知县夙子兴重修学宫。南宋淳祐丁未（1247年），河源就中了两个进士：林佑仁与何天隐。不久，何天隐在城南二里处的小山上开凿出逍遥岩，是为河源老八景之一。

夙子兴重修的学宫，后来毁于战乱，学舍亦倾圮。元末，河源屡遭兵燹，学宫未能幸免。清同治版《河源县志》记载，河源县登科第甲榜之人才，寥落如晨星，中进士最多的，还是要数宋代，共中进士6人，是历代最多的。

龙川学宫始建于唐，南宋时一些循州官员都曾修葺过学宫。嘉泰年间（1201年-1204年，是南宋宋宁宗第二个年号），龙川学宫在县北，嶅山峙其后，龙川江绕其前，风景甚佳，最为兴盛。宋代，龙川共中进士20人，不可谓不多。

元初至元十八年（1281年），龙川学宫惨遭兵燹，延祐六年（1319年）重修。明代两次迁徙学宫，规制悉备，明末又毁于兵燹。清朝顺治年间，学宫又被攻城的贼寇毁坏。原学宫还有照壁、泮池、戟门、东庑、西庑，现存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均系清康熙年间重建。1000多年的风雨沧桑，龙川学宫多有变迁。我们现在在龙川佗城看到的学宫，是经过历朝历代的修葺后，2006年经龙川县重新维修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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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书院三分之一在龙川

书院之名，始于唐而盛于宋。北宋多讲学于私家，南宋多讲学于书院，故南宋时书院最盛。书院又有官立、私立两种，龙川的多为私立，规模不大。

宋代广东共有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较多的是广州、惠州。据《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不完全统计，宋代有书院14所，惠州范围包括惠州十属，归善（含今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龙川、河源、和平、永安（今紫金）、海丰、陆丰、长宁,以及连平州共九县一州书院，在龙川的就有5所，占比1/3强。这5所书院分别是凤台书院、望高书院、嶅峰书院、三沙书院、东山书院。

凤台书院、望高书院皆由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王汝砺创立。嶅峰书院由宋时循州守梁克俊建立，在嶅山之南，除有书院功能外，还祭祀循州最早的进士韦昌明和官阶最高的北宋工部尚书王汝砺，他们于龙川的士风演变均有很大贡献。嶅峰书院毁于元代的兵燹，后来重建。

三沙书院在龙川佗城东瑶村东山寺，由南宋名相吴潜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创建。他以饱学之士的力量，向龙川学人传播南宋理学及其他学术文章。东山寺始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占地面积达500多平方米，据有关资料称，当时吴潜收有百余学子，为龙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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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进士数第一

科举制度进入宋代，已经很完备，也很公正，皇帝还亲自主持殿试。在北宋时期， 今河源地区的进士并不少，按现存清代后期各县县志记载，共计27人。河源县有6人：古成之（端拱元年，988年）、古革（绍圣四年，1097年）、王传燮（崇宁二年，1103年）、邬大昕（政和二年，1112年）、林祐仁（淳祐七年，1247）、何天隐（淳祐七年，1247年）。古成之是河源县第一个进士，也是北宋东江地区第一个进士。龙川在县宋代有20名进士，今紫金县辖区内则有黄涣（绍兴三十年，1160年）1人中进士。

按道光《广东通志》载，古成之是河源人，但其“贯”为增城。据古氏族谱，古成之的近祖古蕃（原籍江西）任窦州（今信宜）都监，卸任回乡时，沿东江北上再折入新丰江，见凉帽山一带风水甚佳，便将家安在了河源长吉村。古蕃生6子，分居增城、河源立溪、梅州大埔等6地。自唐元和年间的古云应算起，古蕃为第五世，古成之为第八世，古革为第十一世。

因古人常作迁徙，籍贯多变，同治《河源县志》中，只记载了古成之与古革二人，古成之的儿子古宗悦（仁宗皇祐五年进士）、孙子古凤仪、重孙子古堇、古巩（与古革为同胞兄弟，同科进士），均未录入县志之中。

古成之文章为“南粤倡”，备受粤人尊崇。南宋淳祐年间，惠州太守赵汝驭创建十二先生祠，古成之与苏轼、苏过父子及陈尧佐、陈偁、唐庚等先贤同受祭祀。

古成之向来有“岭南首第”之称，但实际上，在他之前，尚有几个进士，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入宋后第一个进士乃是谭桓，在北宋第一个年号的建隆元年（960年），即已因上书陈安南急务，特赐进士第。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亦有海阳（今属潮州）人谢言“草泽应召”，进士及第。

嘉庆《龙川县志》中，记载了宋代进士20人，这数量在旧时整个惠州地区都是位列第一的。这20个进士是：王汝砺（天圣二年，1024年）、罗孟郊（天圣八年，1030年；今兴宁县人）、曾楷（天圣八年，1030年）、陈世宗（庆历六年，1046年）、刘致一（庆历六年，1046年）、罗恺（嘉祐二年，1057年，探花）、徐虚中（绍圣四年，1097年）、邹杭（绍兴十五年，1145年）、陈萃（绍兴十五年，1145年）、黎必取（庆元二年，1196年）、萧兴（嘉定元年，1208年）、邬孝臣（嘉定元年，1208年）、程琳（宝庆二年，1227年）、许迪（绍定五年，1232年）、张洪（绍定五年，1232年）、李蔡（淳祐七年，1247年）、李梦吕（宝祐四年，1256年）、刘叔向（宝祐四年，1256年）、魏珣（咸淳四年，1268年）、唐中立（咸淳七年，1271年）。

其中，有些是一榜二进士，罗恺那一届更是一榜3个同乡进士，蔚为盛事。

这些进士的出现，说明在宋朝时期，随着人口的流入与增加，河源地区已完全融入大中华文明之中，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化道统，积极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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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王汝砺在龙川建两所书院

宋代惠州（古惠州十属）有14所书院，龙川5所，占比1/3强，而其中2所——凤台书院、望高书院皆由王汝砺创立，是旧时惠州地区较早创设的书院。

唐代，东江地区仅龙川韦昌明一人中进士，王汝砺则是入宋后龙川第一个进士，他是佗城宜民坊人，1024年中进士后，官授潮州刺史，颇有政绩，后升工部尚书。

相传王汝砺青少年时曾在霍山读书。书籍给人的力量是巨大的，王汝砺深知此理。当时，他看到乡里众多孩童、青少年没有书读，于是决定创办书院来使他们读书明理。具备一定能力后，他于望高山下创建了凤台书院，教导家乡青年学子。传说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游循州时，曾在凤台书院讲学一月有余。

有人推算，凤台书院大约创建于北宋天禧年间，而望高书院则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之后。两书院均为私人所建，除供主人与朋侪吟咏读书外，尚有教育亲族子弟之用，比之官方所建仅作书斋用的英德涵晖书院（1006年建），“在教育的功能上显然又进了一步”。（徐志达等《惠州文化教育源流》）

佗城白云岩下普安寺曾是王汝砺读书处。崇祯十五年，邑庠生徐壮行、沙栋龙重建并供奉文昌，寺东有毫光从地起，二人感到奇怪，便去挖掘，发现了半块残碑，上面有诗二首，其一云：“白云深处一岩开，按使巡行得从陪。积岁虽为香火地，几时曾有旆旌来。天资松翠供吟笔，风送藤王落酒杯。步帐惭无四十里，敢期迟待月明回。”

王汝砺年老致仕返乡后，于佗城五马山下创设望高书院，培育英才。他死后葬于佗城五马山龙津源，面向其旧宅，入祀龙川乡贤祠。明嘉靖年间，举人黄缙在其宅基建居，掘得宋代玉珰及古砚，砚上刻有“砺”字。附近乡民在王尚书墓附近挖土时，得玉带三片，墓砖有“王尚书”三字，另有断碑一块，字迹已模糊。碑、带，都被叶姓乡民收藏。

唐代韦昌明、宋初王汝砺，都是对家乡教育有情怀、有担当的龙川士人，他们设书院授学，使有志于学者得遇明师，找到进学门道。在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动下，龙川学风大振，宋代至少“井喷”式中进士第者20人。

（转载  2022年09月18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