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青铜甬钟

■龙川出土的春秋雷纹青铜剑

■连平出土的战国青铜錞于

■和平龙子山出土的11块玉玦

　　从当今发掘和发现的各种不同史前人类文明遗迹看，从一个非常久远的远古时代开始，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一直存在着人类，并呈现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漫长的社会演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耕种，进入陶器时代，学会了储藏食物，再慢慢地出现了青铜器、铁器。

　　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尤以连平县与和平县居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大部分为石器与陶器共存遗址，少量为陶器、青铜器与石器共存遗址。

　　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吗？

　　当中原地区进入夏、商、周王朝时，岭南地区（含现今河源地域）的先民，进入了一个有着怎样文明程度的时代？

　　从岭南地区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和出土来看，可以说岭南地区有着自己独立的青铜文化，经历过青铜时代。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有关专家认为，广东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比中原地区略晚，约相当于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在春秋末期开始出现铁器，只有铁器才能完全替代石器，在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但在岭南地区，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差异性等原因，其开始和结束时间都比中原地区晚。

　　古越人发现同样用火烧

　　瓷器比陶器更美观好用

　　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居住在现今河源大地上的古越人，他们烧制出了越发精细的瓷器。

　　和平县于1986年在石林坪出土一只战国瓷瓿，胎质硬，烧制火候高，敲之铿锵有声，堪称原始瓷器中的精品。此物属酒器，在中原地带一般用青铜制成。在广东，绝大部分使用陶或原始瓷仿制。

　　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豆，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瓿，枫树墩遗址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与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型、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

　　河源地区的陶器遗址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硬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炊食器、盛贮器和酒器三种。

　　河源出土的原始瓷器与陶器颇类似，一方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中国陶瓷史》指出：我国各地出土的商、周青瓷器“应属于瓷器的范畴，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产物”。

　　龙子山遗址东晋墓出土的青瓷虎子、青瓷碗、青瓷钵和青瓷四耳罐等器物，是目前河源发现时代较早的青瓷器。这些器物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秦平岭南之前

　　古越人属谁管辖？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河源地区138处、惠州地区10余处、东莞10余处、深圳10余处，而和平县确认的代表性古遗址就有116处，其中，标识东江文明起源的早期古代遗址（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占了95％，集中分布在和平县东江两岸，大坝镇的丘陵小盆地更是古代遗址的集中分布区（先秦遗址40余处）。和平为东江先秦文明遗址无论在保存质量还是数量上均有很强的优势，在东江流域范围位列前茅。

　　《和平县志》记载，和平县在唐虞时属南交之地，三代（夏商周）时为扬州之地，后来是百越之地。河源县亦属百越之地，在《禹贡》列为扬州之域。其余各县，均如是。

　　公元前214年，秦置南海郡之前，“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水耨，……无积聚而多贫。”（《史记 货殖列传》）各个聚落（又称方国）独立，各自为政。

　　什么叫“方国”？“方国”或“方国部落”是指中国夏商之际的诸侯部落与国家。源于商朝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卜文中多以“× 方”的形式称呼这些部落国家，所以称做“方国”。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为南越，生活着百越民族，有吴越、瓯越、东越、闽越、于越、扬越、西越、骆越、南越等。

　　据中山大学教授杨鹤书介绍，周彝王时，前楚国熊氏伐扬越，岭南大部分为楚所有。周惠王时，楚成王辟地千里，南海臣服。周安王时，楚悼王命大将吴起南平百越。杨鹤书认为，此一时期，包括东江在内的岭南地区，可能有一些实行军事民主制的南越部落联盟或当地奴隶主的初期地方政权，但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几百年的反复征战，主要是进行军事统治。“这从龙川丰稔左拔村牛角塘的山岗上出土的战国遗址12件青铜武器（矛2件，剑3件，钺7件）和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扇形青铜钺和铜斧，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藏青铜斧，便可证明。”

　　据研究缚娄古国的专家推测，在秦兵入粤前，龙川、河源、海丰、陆丰、深圳、东莞等地都在缚娄国的管辖范围之内。龙川更有“缚娄之东乡”之称。（见《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之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也。”颜师古《正义》：“龙川，南海县也，即今之循州也。”）

　　缚娄之名，始载于 《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8年(公元前239年)，比秦始皇33年平定岭南早25年。晋《拾遗记》里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专家认为，周朝的“扶娄”、春秋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都是指同一个地方。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元林认为，先秦时期东江流域百越一支的“缚娄国”，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东江流域墓葬群以等级地位为规范排列得非常整齐，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在这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于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东江流域发现过古城的遗址，和平、龙川都曾发现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这些可以说是考古学上的证据。对此，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谢崇安表示，因历史文献的记载极为有限，要揭示当时岭南先秦百越“方国”的起源发展情况几无可能，只能依靠考古的新发现。迄今为止，在北江、东江、西江诸流域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已不算少（如和平城郊龙子山、龙川、始兴旱头岭、乐昌对面山等地），这为复原先秦时期岭南的百越“方国”文明提供了依据。

　　1992年，苏秉琦先生提出用“古国—方国—帝国”的概念来揭示早期国家起源的形成过程。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是秦统一的基础。南越不是后来产生的，秦汉设郡以前是古国和‘方国’。东江、西江都有古城的大遗址。”

　　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让我们窥见两三千年前古越人的生活状态

　　1932年，广东发现了青铜器残片及青铜匕首等。上世纪5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在惠阳、龙川、河源、五华、蕉岭、广州及现属广西的钦县、灵山等地发现了西周、春秋战国的鼎、剑、矛、镞、斧等17件。连平、博罗、广州等地出土了春秋的甬钟、錞于、斧、钺等。和平亦有不少青铜器出土。（《岭南科学技术史》）广东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与墓葬，最早在商末西周，最晚至战国，前后历经七八百年。

　　1986年6月28日，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会同和平县博物馆在附城新社龙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在粤东地区乃是首次发现。

　　龙子山墓的发现，也是意外巧合。1986年春，和平县某单位的干部在龙子山上挖穴种树时，无意将墓内铜鼎挖出，打烂后随意丢在四周。6月28日，和平县博物馆与省文物队等5人在野外考古调查时，偶然发现荒野地上的残铜片。对此，省博物馆文物队队长朱非素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最后，在这处龙子山古代墓葬群挖掘出随葬品22件，有铜戈、铜钺等兵器，有玉玦11块，有青铜鼎，另有原始瓷豆等生活用器、容器一批。（《和平文史》第4、16辑）

　　龙子山古代墓葬群挖掘出的青铜鼎虽然看起来不像中原出土的青铜礼器那样庄严肃穆、复杂精细，只是一个在地底埋藏2000多年的炊煮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能带到坟墓里去的，它用以“明尊卑，别上下”。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只有士一级才能有一鼎随葬。修复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只青铜鼎，因为在两三千年间保存得并不是太好，经过省文物部门的修复，亦是三足鼎立，乍看之下，虽是锈迹斑斑略显简陋的样子，仍透露着数千年前的生活气息，比较平易近人。鼎足略高，让人不免有点担心。和平县博物馆对它的描述：“小平沿外折，侈口，颈稍内收，腹微鼓，圜底，方型竖耳，凹圆柱形足，足内残留泥质内范。腹上部铸两单层带状花纹，上为三角云雷纹，下为圆圈纹，器壁薄，器表布有烟炱。”猜测这个铜鼎曾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专家认为，该鼎与广东出土的越式鼎相类似，是本地青铜文化的产物。

　　该墓出土的青铜钺长12.2厘米，平肩，长方形銎口，圆弧刃，一面刃宽，一面刃窄，略呈靴形。和平县博物馆介绍，这类钺在越南和广西都有出土，但在中原地带却无发现，可见先秦时期的南越族已创造出岭南青铜文化。

　　此墓被断定为春秋时期（前770年至476年）单人墓葬，专家认为，大小玉玦与原始瓷豆出于同一座墓内，在广东省十分罕见。专家认为，此墓对研究粤东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平县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连平忠信出土的一个錞于，被归于浮滨类文化遗存类型（属青铜时代早期）的一个典型代表器物。此物上大下小，横断面为椭圆形，顶上有虎形纽，出土后散失，顶部纽座饰有斜格雷纹，肩部四周饰有勾连雷纹，下饰三角形纹，两侧鼓部饰虺纹，由八条大小不等的虺盘绕而组成一组花纹，虺头上双眼圆睁，身上鳞甲片片，形象生动，可看出当时青铜器设计、铸造的技术水平。（《岭南科学技术史》）

　　岭南（两广）青铜时代的第三个时期，相当于战国时代中晚期，部分下限至西汉前期即南越国时期，以往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比较主要的遗存分布在河源、紫金、广州、梅州、潮州等地。

　　对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究竟是汉文化还是土著文化，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

　　“对于韶关、梅州、河源、肇庆以及惠州、珠海、中山、深圳、香港等地广泛分布、夔纹陶发达的文化遗存，从整体来说，无疑要早于秦汉。”“岭北先秦先进的青铜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和传入，首先是与湘、赣、闽接壤的粤北、粤西与粤东以及沿海，而不是广州及南路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广州及其西南和南路较少发现东周墓葬的原因所在。”（《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辨》，载《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邱立诚认为，浮滨文化遗存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虽然受到中原及周邻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地缘性与土著性十分鲜明。杨鹤书认为，春秋以后，中原文化由楚国传入包括东江流域在内的岭南，这是通过北方的汉人或因随军征讨，或因逃难，或因经商，找寻耕地南下而实现的。

　　岭南地区青铜时代的结束，大体在秦和西汉初年。有专家认为，可以把秦统一岭南作为铁器时代的开端，亦即青铜时代的终结。（《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

（转载  2022年1月23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