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县彭肖屋山发现的鸡形壶 市博物馆 供图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河源恐龙博物馆。凌丽 摄

■源城区河滩头新石器遗址，在这里曾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石器136件。 凌丽 摄

　　河源于1988年1月建市，30多年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河源广阔的土地上，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挖出大量恐龙蛋化石，也经常在河流两岸挖出肇启了文明初始之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表明，东江流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东江文明，是岭南文明的组成部分，有着很深的内涵。

　　他们聚居于东江两岸

　　常在新丰江边散步的人们，通常会经过源城区源西街道庄田村的一处河滩头，若不是一块石碑和一块牌子，他们不会知道，这块已经变得平整的河边草地，竟是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石器加工场。在这里，一条蜿蜒清澈的小河流过，岸边圆石磊磊。倘若时空重叠，在灌木丛生的河畔，我们可以看到穿着粗糙衣物的先民，手起石落，打制手中的石器，有的制作砍木挖土的石锛，有的在磨制狩猎用的石镞，使得它们通体磨光，更容易把握与使用。

　　2004年，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庄田村考察时，在一个不到400平方米的小山包上，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石器136件。其中。有一石锛长达35厘米，宽25厘米。经省考古所专家现场考证，该遗址是新石器晚期的石器加工场，具有非常明显的石硖文化时代特征，在全省乃至岭南也属罕见。

　　这些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吗？东江流域发现的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究竟说明了什么？今河源辖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全省、全国、全世界，又有怎样的联系？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曾采集了1.2万多名中国人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是6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其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智人最早是从云南和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又很快向北迁徙，迅速遍布中国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文明中心，如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河源是在珠江干流——东江流域重要城市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址，以新石器时代为多。

　　广东省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不算多，到新石器时代，发现数量连年增加，尤其以晚期的文化遗存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其中，石硖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大约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相当，主要分布于东江和北江流域。）是广东新石器晚期的代表，以使用有段或有户石锛、几何印纹陶、随葬大量玉石琮、璧、玦等贵重饰物以及种植水稻和出现聚居村落作为自身的文化特征，同类遗物见于河源、南雄、始兴、翁源、封开等地，构成广东原始人类另一聚居区（《广东粤民的形成》，载《国际汉民族研究》）。粤东、粤中东江地区，以岗丘遗址为主，以龙川坑子里遗址为代表，石器工具以有段石锛和梯形石大锛为主，陶器则有夹砂陶和印纹软陶（《广东美术史》P10）。

　　目前在河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100多处，随着时间推移、万绿湖水位下降、市民保护意识提高，这些遗址仍在不断地被发现。目前，河源重要的发现有龙川坑子里遗址、荷树排遗址，连平黄潭寺遗址、高栋遗址，和平谢屋背遗址和源城河滩头遗址等。

　　他们彼此沟通、联系密切

　　有河流的地方，就可能有文明的诞生。

　　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人类逐水而居，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多沿着江河台地分布，多在水流转弯处和两水汇合处。在河源发现的这些遗址，无不说明了这点。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河源138处、惠州10余处、东莞10余处、深圳10余处，仅和平县确认的代表性古遗址就有116处，标识东江文明起源的早期古代遗址（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占了95％，集中分布在和平县东江两岸的小山岗上，山下都有比较开阔的河谷盆地。和平大坝镇的丘陵小盆地更是古代遗址的集中分布区（先秦遗址40余处）。和平县这116处之多的先秦遗址，又占整个东江流域古遗址的75%。

　　“从资料上看到，整个河源地区的古遗址就有138处之多，我非常震撼，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遗址，这对整合和重塑东江文明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东江文明记忆很重要部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麻国庆于2010年在和平县举办的“东江文明与地域文化研讨会”上如是表示。

　　从这些深厚丰富的文化堆积中，考古专家认定，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古人类部落活动之地。

　　2003年，粤赣高速公路延至连平大湖。省考古专家在勘探时发现高栋遗址，此遗址为古人类在此烧制陶器的窑址。其文化内涵显示，相当于曲江马坝人（石硖遗址）第二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

　　同样是因为粤赣高速公路施工，考古专家在距和平县城10公里处的鹅塘村发现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了三足盘、釜形鼎等夹砂陶器，与韶关曲江马坝石硖墓地出土器物相同，属于石硖文化遗存。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认为，从这些发现来看，“不可否认地存在着由西向东的水网通道。无疑，东江是这条水网通道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由西向东的水网，即西江—珠江—东江—龙川（水陆转换）—梅江—韩江—汀江（《客家河源》，房学嘉等主编）。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在六七千年前还没有道路的时代，各个文明中心之间就开始了交流。“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1000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书记、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过去20年都在研究一些和流域相关的以及流域族群互动的课题，其中之一是珠江文明与族群互动的研究，但珠江文明的研究尚未广泛进入学术视野或者说世人关注的焦点。他认为，东江流域是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和西江、北江共同构成珠江水系，东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也成为珠江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专家认为，东江流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东江文明，是岭南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很深的内涵。狭义地讲，东江文明是指分布于东江两岸的人类早期文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前），广义地说，东江文明从内涵上，包含了东江流域史前文明和秦汉以后的文明（特别是东江客家的文化特质和区域分布）。

　　他们打猎、种地、织布

　　在河源，从目前已知资料上来看，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早时间，在1956年11月。彼时，广东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曾组织一个5人考古调查组到新丰江、连平水、忠信水等沿岸调查，历时13天，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7处，获得石器264件、陶片上千件。其中，有24处遗址发现石器，器型有斧、锛、凿、镞、刀、环、穿孔石坠等。

　　在东江流域的灯塔一带及龙川老隆，曾发现一些零星分布的砾石打制石器——这明显是古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其中二级阶地年代与东源上莞必寿洞化石动物群的年代大致吻合。

　　石锛又可以称作石锄，绝大多数是砾石磨制而成，是新石器时代用于砍木挖土的工具，一般呈梯形，正面平直，背面斜削，单面斜刃，用藤条或绳索捆绑在合适的木棍上使用。

　　1991年在和平东水镇成源村发掘的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坑墓，墓中有石锛4件，而石镞只有1件。1992年在和平附城龙子山新石器遗址出土有一把完整石铲，用黄色砾石磨制，上端有一个双面管钻而成的圆孔，似是用一种比石器更为坚硬和锋利工具加工而成。

　　这些遗址表明，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布先民，他们大量磨制石器、烧制陶器。各地博物馆工作人员分析，从已发现的石器中，用以挖土砍木的生产工具石锛，远远多于狩猎工具石镞，说明当时人们已从单纯采集野生动物和猎取野兽为主的依靠自然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出现了原始的农业耕作和畜牧。

　　经过漫长的对自然界的初始探索后，先民披上用纺轮、麻丝简单织成的布帛，寻找各种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将石块打制成所需的形状，有意识地建造固定的房屋，有的住进了半地穴式房屋。

　　龙川荷树排遗址出土有纺轮，证实那时的古龙川先民已经在生产简单的衣服了。《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当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四五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龙川先民和居于轩辕（史学界公认轩辕在今河南新郑）的黄帝一样，披上了遮蔽身体并能保暖的衣服。

　　2018年3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鹤市段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抢救性挖掘，现场除发掘出大量古人类使用过的石锛、石锥、石斧、石锤等石器，还有众多陶纺轮的原始纺织工具。专家认为，其中一处遗址非常有可能是古人类的“纺织工坊”。

　　2003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梅河高速公路龙川县登云镇高岭村荷树排的施工工地抢救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大型人类活动遗址。荷树排新石器时期古墓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龙川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

　　在龙川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10多处，其中较重要的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佛子哥、龙母坪等遗址。在和平三角山遗址，陆续发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米字纹陶是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使用的器具。

　　去年，河源久旱无雨，万绿湖的水位下降至92米左右（丰水期为112米），为22年来的最低水位线，一些水下古文物“浮”出水面。粤北文物考古工作站（河源站）队员在万绿湖畔的东源县新回龙镇犁洞嶂、东星村，新港镇杨梅村等处露出水面的山头上，发现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现场捡拾的上百件石器和陶罐，大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石器、陶片、陶罐等古文物。

　　他们手把陶器慢烹食

　　在市博物馆“先民足迹”部分，除了各地挖掘出来的石器，还陈列了不少陶器。

　　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河源各县区都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共有47处，以连平县、和平县居多，占半数以上，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相对高度10至40米，少数超过70米，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这些被修复过的陶器安安静静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陶器，最早出于何人之手，也不知何人，意外发现一团湿泥掉进火堆焚烧后，竟然干透变硬，中凹之处可以盛放物品，从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器用世界。陶罐“是一切博物馆的精华部分，因为由陶罐所讲述的人类历史，恐怕比其他任何物品都要丰富。”（《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硬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炊食器、盛贮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是实用性很强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

　　1985年，和平县彭肖屋山发现了一件鸡形壶，高10.3厘米，灰陶，沿上一端流口大，另一端流口小，形近上翘的鸡尾，两个口之间连接桥形提梁把手。除口沿与把外，通身拍印方格纹。次年，在和平大坝子顶山又发现一把流带把壶，亦通身拍印方格纹。这两件器物造型独特，制作精致，底部凹底，制作手法相似，堪称陶器中的精品。同类型的器物，只在龙川坑子里遗址和粤东的揭阳有发现，是新石器末期粤东与粤东北文化类型中的典型器物，距今约3500年。

　　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河源地区的陶器遗址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黄潭寺遗址为人类居住遗址，分为早期、晚期文化，出土大量夹砂陶和石器。其早期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圈足器为主，器类有圈足罐、凹底罐、豆、器座、纺轮等，常见绳纹、条纹、编织纹、方格纹等纹饰，与石峡遗址第二期文化特征基本相同。

　　这些先民在岭南大地上生存、繁衍着，他们制作工具，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慢慢地，他们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后来被中原人认为“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断发文身”。这是古越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将要被改变的时代。

　　本文参考资料：

　　《龙川往事——百粤首邑二千年》《和平文史》（第13辑）、《河源文博》（2019年第1期）、《博古河源》等

（转载  2022年1月16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