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严尚民

　　【核心提示】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成功抵达九连山，中共九连山区工作委员会随之成立，曾源任书记，击退了国民党势力的重兵“围剿”，创立了九连山革命根据地。1946年6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奉命北撤，64名骨干指战员（原为58人，后含地方6名干部）留在九连地区，成立中共九连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吴毅任书记。1947年2月，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下称九连工委）在香港成立，严尚民任书记，统一领导九连地区部队及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此后至1948年，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九连工委领导九连地区武装部队进行“小搞”，进行反“三征”、减租减息等活动，并开展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游击武装斗争。

　　九连地区党组织领导恢复武装斗争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第三支队在支队长彭沃、政委曾源率领下，于1945年11月1日胜利抵达和平热水野猪窝，完成了主动转移的战略任务。接着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曾源任书记，彭沃、陈一民、翟信、黄华明为委员，统一领导整个九连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党的工作。在和平县地方党组织的全力配合下，击溃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兵“围剿”，创立了九连山革命根据地。

　　1946年6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奉命北撤，挑选了64名骨干指战员（含地方6名干部）留在九连地区“绝对隐蔽，等待时机，恢复武装斗争”，并成立“中共九连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吴毅。1946年11月，广东恢复了武装斗争后，这60多人成为建立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的重要骨干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吸引大量群众参军，为后来的“五战五捷”奠定了基础。

　　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广东各地的实际，方方、尹林平等广东区党委领导人提出，广东游击战争发展的方针是，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指出当前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是打击地方反动武装，不要过早与国民党的正规军队作战，斗争的形式，主要以群众身份出现，开展群众反“三征”、求生存的斗争，在农村中建立反蒋反“三征”的统一战线。“小搞”的要求，是深入下层进行反“三征”，减租减息，维持治安等人民福利事业；把人民组织起来，以两面政权为主；武装斗争以灰色的广泛多样的小型活动，一般不集结一个中队以上主力，掩蔽力量，善走、善藏（《关于大搞方针与任务的决定》，1947年12月26日，转引自《怀念严尚民》）。

　　同时，广东区党委决定撤销各地区党的特派员制，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在东江地区建立九连、江北、江南三个地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东江几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部队。

　　1947年2月，广东区党委在香港委派严尚民主持后东地区干部训练班，同时，决定撤销后东特委、九连地区临时工委，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下称九连工委）。严尚民负责全面工作，魏南金负责部队政治工作，钟俊贤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吴毅负责部队武装工作。

　　在九连工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组织审查，一边恢复部分基层组织，一边对破坏严重的基层组织进行重建，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党的新生力量，各地基层党组织不断成立。

　　3月，九连工委领导成员从香港进入九连地区，在河源县叶潭儒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是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九连地区游击根据地； 二是打击国民党反动区乡政权；三是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辟新区。他们明确提出“反抗‘三征’，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口号。会后，工委成员分散到各区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开辟新区，举办干部训练班。

　　这次会议，还将九连地区所属范围划为连（平）和（平）区、和东区（和平东部及龙川北部）、河西区（河源西部及龙川中部）和河东区（河源东部、龙川南部、紫金北部及五华县）四个战略区，各战略区设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连和分区工作委员会，吴毅兼任书记；中共和东分区工作委员会，魏南金兼任书记；中共河西分区工作委员会，吴震乾（李辉）任书记；中共河东分区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共紫五龙河分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河东分工委，相当于中心县委），钟俊贤兼任书记。

　　九连工委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口号，进行一系列的筹备枪支活动，一是勒令地主阶层交枪，二是发动群众民间征集，三是歼敌缴枪。

　　3月底，九连工委移驻和平县青州新塘村，并长时间驻扎在青州永丰村河洞围、斋公背一带。

　　九连工委武装破仓分粮

　　1947年初开始，九连工委及其武装部队建立之后，抓住敌占区兵力空虚，对广大农村局面无法控制的有利时机，在九连地区迅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三征”斗争，破仓分粮，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扩大武装队伍的斗争。活动于九连地区的武装部队，袭击各地警察所、乡公所，破仓分粮，收缴武器，扩建了4支队伍。

　　1947年3月，九连工委决定先集中部队，从和平青州到连平上坪，再经赣南转回九连山区，公开活动，扩大政治影响，继而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扩大部队，先派陈贵友、王水泉率领谢强等短枪队员，到热水抓捕特务黄绍裘、龚水清、谢国治等，并就地枪决。

　　在九连工委领导下，和东、和西地方组织配合粤赣边人民义勇总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发动青年入伍，部队迅速发展。义勇总队被分为3个主力中队，并分区开展活动，曾观和中队，由陈实棠率领，活动于和西区的热水、青州、大湖和江西三南的古地、三亨等地；陈苏中队，由林镜秋率领，活动于和东地区的彭寨、古寨、东水、贝墩及龙川的车田、黄石、黎咀、龙母等地；黄日中队，由王彪率领，活动于河西、河东地区。

　　当月接任国民党龙（川）和（平）联防主任一职的周刚如，被义勇队的武工队软禁于部队总部，与周刚如同时在场的特务、时任东水乡乡长的王廷泮被逮捕后在彭寨公布告示处决。

　　5月，九连工委出其不意、攻敌不备，成功攻打彭寨乡公所，战斗持续20分钟，活捉了国民党彭寨乡乡长黄铭初和警察所长黄华添等23人，缴获武器、军用物资一批，开仓分粮2000余担。贫苦百姓分得了粮食，对共产党赞不绝口，表示要送儿女参军。当夜，彭寨华表就有10多个青年农民带着从公偿借来的步枪、驳壳枪加入部队。

　　从3月到5月，九连地区部队在和平县全境及周边地区如河西的上莞、三河、船塘、大湖等地，共作战20余次，歼敌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摧毁国民党警察所3个、乡公所6个，破地主谷仓13座，分粮6000余担。群众也被普遍发动起来，充实了武装队伍，主力部队由90多人发展到450多人，地方武工队和民兵发展到2000多人。

　　龙川临工委与反“三征”

　　1946年8月间，后东特派员钟俊贤指示川南县工委书记黄素要把龙川党组织全面恢复起来，并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由黄素领导。8月下旬，黄素与叶春标在老隆涧刘平家召开会议，传达钟俊贤指示，成立中共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下称龙川临工委），黄素任书记，叶春标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刘平（刘振光）。同时研究部署恢复全县各地党组织，成立老隆区委、鹤市中心支部。黄素、叶春标任教的通衢梅城小学，作为龙川临工委机关驻地。至1946年底，除黎咀、黄石、贝岭、车田的党组织未能及时恢复外，其他全县各地的党组织已恢复组织生活，全县共19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160多名。在龙川临工委的领导下，以乡村学校为阵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宣传；建立秘密印刷点，印刊文件和学习资料，以提高党员政治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秘密动员农村贫苦青年参加游击队或武工队；积极建立交通联络站；打入国民党机关搜集情报。

　　1947年3月，九连工委作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指示后，提出“反抗‘三征’、破仓分粮，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政治口号后，龙川临工委建立了4条地下交通线，秘密接送武装人员，传递军事情报、党的文件、宣传品，运输物资等。

　　随着武装斗争形势发展，结合龙川地形地域的特点，龙川并没有建立一个领导全县的党组织，而是分别成立了中共川南、川北、川中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川南、川北、川中工委），各工委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队伍。1947年10月，龙川临工委撤销。

　　在“破仓分粮”斗争中，川南、川北、川中地区同时在行动。

　　1947年春夏间，在川南武工队积极配合下，东江人民抗征总队冲入鹤市区紫乐乡公所，活捉乡自卫队长和仓库主任，俘虏守仓人员10余人，缴枪支一批，出仓谷500多担，绝大部分分给了龙河边区贫苦农民度春荒。这次行动使国民党龙川当局大为震惊。但这事还没完，紫乐乡自卫队长罗泉英被说服决定带队起义。在川南大队的支持下，罗泉英带着20多人、3000多发子弹与物资一批，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起义人员被编入川南队，罗泉英任副队长。

　　这次策反成功，是龙川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地方自卫队起义的第一次尝试，被刊登在河东分工委机关报《燎原报》上，并被广为宣传、张贴，影响很大。

　　在紫乐乡自卫队起义影响下，在川南大队拓荒队具体策划下，宦江乡自卫队长曾炎光也率30多人起义。紫乐、宦江乡便成为连成一片的川南游击队根据地。

　　1948年1月，川南队积极配合五河大队，与华容队一起，在大队长张惠民统一率领下，挺进龙川、五华边境的双头乡，反“三征”，破仓分粮。川南工委十分注重做好统战工作瓦解分化敌人，设法团结教育争取当地乡、保长认清形势，与游击队保持友善，从而给游击武装起了较好的掩护作用。由于登云、锦归、紫乐、船坑、宦江、合路口、新径等地的国民党乡保地方政权，相继被川南工委或游击队掌握，从而开辟了游击根据地。

　　反“三征”是新生大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多次击退国民党龙川县自卫中队及各乡自卫队的征粮与收税活动，保护了农民利益。

　　川北地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始于1947年7月，九连工委常委魏南金率陈苏中队开赴川北。川北地区游击武装活动的蓬勃开展，震惊了国民党龙川当局，县长朱华亲率县警大队及地方自卫队近200人前往进剿驻五顶山区的游击队，被朱文和队夜袭而撤。

　　但川北游击战进行得颇为艰苦，出现了给川北革命斗争造成重大损失的“车田事件”，整个川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尽管如此，川北的游击武装活动仍在川北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稳步进行。后来，到1948年12月间，九连地区决定为加强川北与龙和边境地区党的领导，在川北工委的基础上，成立龙和边区工委，骆仰文任书记，隶属和东区工委领导。

　　由“小搞”发展到“大搞”的武装斗争

　　“小搞”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开始“大搞”了。“‘小搞’与‘大搞’是广东具体情况下建立民主根据地的两个斗争阶段”“大搞”的要求是，停租废债，分粮、分财、分田，把乡村阶级斗争极端地发动起来，“消灭地主阶级，高度政治化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尽可能地建立一面政权；军事活动上固然是普通的游击战，但须集结较大主力攻击敌人据点，甚至公开党的领导旗帜，大吹大擂，建立根据地。”（《关于大搞方针与任务的决定》，1947年12月26日，转引自《怀念严尚民》）

　　随着形势发展，由“小搞”到“大搞”的武装斗争，在九连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由分散游击队，组成主力部队，九连地区武装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尔后，成立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钟俊贤，政委魏南金），斗争形势日益明朗，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和平县历史（1919—1949）》《中国共产党河源县地方史（1919.5—1949.10）》《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等

（转载  2021年10月10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