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部分成员名册，其中有老隆“工合”成员曾汉环、陈文增等。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平工业合作社在龙川设立的合作社旧址。

　　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着红色基因的龙川老隆“工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下称老隆“工合”）成立于1940年冬，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与经营；1941年2月始，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表面是商号，实则为党的秘密活动联络据点，还是秘密红色印刷基地。

　　老隆新建了个印刷厂

　　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纷纷成立工业合作社，组织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工合”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通过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合”借货，来获得经营资金。“工合”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以便更利于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活动与斗争。

　　当时粤北地区的曲江、南雄、梅县、德庆、和平、乐昌、高州等地，都建立了“工合”，其中和平规模最大。老隆“工合”的成立，亦与和平“工合”相关。

　　1940年春，为安置一批香港失业印刷工人就业，在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任秘书的陈翰笙，致信中国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建议在龙川县老隆镇建立印刷社并获准许，且通过了国民党龙川县政府立案批准。

　　在后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和香港工合委员会的支持下，筹备组成员在香港购买了两部印刷机器、铅印字粒及印刷用具一批。同年8月中旬，受党组织派遣，熟悉印刷业务的香港“工合”印刷业理事兼组织部主任黄耀伦（中共党员），将印刷机械等运抵老隆，并从连平调来技术人员陈福仑（又名陈景文，系中共党员），从五华调来曾新华、陈文连等同志共同负责组建工作。当年11月，老隆上街尾一间小店铺门前，挂上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的招牌（牌子上端有“工合”的红色三角形标志）。

　　老隆“工合”，是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与经营的企业，1941年2月起，归属后东特委领导。

　　老隆“工合”建立后，立即成立党支部，支部书记陈福仑，组织委员曾新华，宣传委员黄耀伦，有党员5人。对外公开职务为：经理黄耀伦、理事主席陈福仑。周康仁、黄若潮虽然不在“工合”工作，但他们兼任监事会监事，其主要骨干及职员的安排，均由后东特委决定。

　　万事开头难，在工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老隆镇，印刷厂并不多见，业务也不算多，流动资金更是不足。“工合”成立时的机器设备，系周康仁之未婚妻陈孝珍垫资港币1000元才得以购置。由于资金紧缺，不得已时，老隆“工合”曾让雇主预付定金或向私商赊购纸张等。

　　印刷社投产不久，便向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贷款归还借款。但老隆“工合”开业时资金很少，承领业务后，往往没钱买原料，多次向一位名叫钟保亭的医师借钱周转。党员工人不发薪金，只给非党员工人一些生活补贴。工人住宿也有困难，最初只租了一间破旧的农家屋做厂房，10个人挤住在一个房间。

　　厂房也几经迁徙，三易地址。刚开业时，租赁毗邻老隆师范学校的黄氏小屋作为厂房兼工人宿舍。不久，大家发现附近住着一个特务分子，遂迁至老隆楼下（地名）一农舍。因业务扩展，又于1944年初在老隆磨刀坳小山上自建厂房，厨房特地设在离厂房稍远的公路旁。因为厨房不引人注目，于是经常安排各地前来老隆的地下党组织人员在此住宿，万一有情况，旁边就是公路，便于脱险。

　　经过一年的用心经营，印刷厂渐有起色，员工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15人，印刷机由两部增至4部，同时也积累了一定资金。全体职工除按日发补贴费外，伙食费、医疗费、茶烟均由“工合”负责，还能给党组织提供一定的活动经费和经济支持，支持款物并没有记账，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些临时过老隆的同志路费不足时，由“工合”支持解决。老隆解放后，“工合”将历年积累下来的火水33罐、稻谷2500斤捐赠给粤赣湘边纵队东二支司令部。

　　“广交朋友”的红色商号

　　老隆“工合”营业地点，初设于上街尾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三角店；1942年春，迁往鱼行街，与和平“工合”共店经营，店名去掉了“和平县”字样，只写“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老隆门市部”。该门市专销各地“工合”产品，如和平的油纸伞、纸张，赣州的铜器与皮革等。1947年12月27日，老隆街发生火灾，“工合”门市部化为灰烬，临时借用一间小店做门市。

　　此后，“工合”门市从上街尾到横街，又到下大街后租赁了火灾前原来与门市部隔壁的皮枕店，该店一层为“工合”门市部，二楼是店主自己住，后改租赁其旁边的皮枕店（楼下）为门市。因店主之父是龙川县参议员，“工合”利用其社会关系，便于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老隆“工合”，表面上看是商号，实则为党的秘密活动联络据点。

　　1941年春，后东特委于老隆水贝成立，机关设在老隆。后东特委曾给老隆“工合”下达党员隐蔽活动方针：“广交朋友（指广泛开展做好统战工作），保全据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善于保存自己而不露面，荫蔽与公开相结合，表面是商号，实则党的秘密活动联络据点。”为此，后东特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如梁威林、钟俊贤、郑群、饶璜湘、张华基、蓝训才等，常来老隆“工合”联系与指导各地工作。

　　来往老隆与特委联系工作的党员，基本都在老隆“工合”膳宿、转道。地下党员向后东特委请示工作，或因工作需要在老隆住上一两个月的，都是以老隆“工合”某人亲戚身份暂住，如果住的时间较长，就安排一份工作来掩护。

　　老隆“工合”又是党组织的交通联络站。凡是交通员送来上级文件、情报，抑或基层的情况反映等，都经“工合”门市发印刷社代收与转交。老交通员钟友林自“工合”建立伊始，转送、传递的文件、信函、上级指令等不计其数，做到了即来即转、即送即告，切实保守好了党的秘密与安全。

　　遵照后东特委指示，老隆“工合”在公开的商业活动中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以便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在几年的经营中，老隆“工合”的业务蒸蒸日上，业务繁忙，订单很多，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等各式各样的印件，因此，印刷社既要应付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中下级职员，也要交接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商人。对一些主要顾客（如银行、盐务、邮电等）的头头乃至出纳、会计、总务等人，都要和他们拉好关系。在印件收费时给他们一定的回扣（如九折、八折），这样既可多做他们的生意，又能建立感情，对开展统战工作和掩护党组织活动大有裨益。

　　有一次，经理黄耀伦到银行提款，回来后发现多领了600元，比支票多出一倍，他当即将多领的钱送回去，这件事使银行全体职工对老隆“工合”极有好感。

　　黄耀伦因业务关系，与老隆中国银行行长、会计王定而等职员都很熟悉，与广东省中国银行亦常有业务往来，接触较多。王定而便给黄耀伦透露:“你少与省银行那个姓李的往来，他不是好人。”后经了解，该李姓人员原来是一名特务。

　　逢年过节时，老隆“工合”都给老关系户和友好人士送礼道喜。如住“工合”厂房后侧农舍的保长刘源，思想较进步，因“工合”在大小节日与之礼尚往来，刘源对厂方亦很友善。抗日后期，当地国民政府多次追抓壮丁，但刘保长都未把厂里的青工列入抓丁对象。老隆警察所常借故到“工合”查户口，搞突然袭击，刘源获悉都能主动事先告知厂方，从而使往来于“工合”的中共人员得以及时隐蔽或躲避，免遭损失。

　　对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士，老隆“工合”也尽力打好关系。如驻老隆保安司令部的张姓副官，经常来印东西，他们有时也请张到茶楼饮茶，以拉生意作掩护，彼此建立友好关系。

　　1945年的一个春夜，张副官在茶楼上饮茶，有人说“‘工合’是共产党办的。”张副官当场呵斥说：“你说人家是共产党，我看你自己就是共产党，不然，你怎么知道？”该人灰溜溜地走了。与老隆“工合”关系颇好的还有医师钟保亭、以文阁的老板、电话所的老何等等，都对地下党活动有一定的帮助。

　　秘密红色印刷基地

　　老隆“工合”还是党组织的红色印刷厂，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合”免费印刷。1943年秋，为后东特委印了一批《海陆丰革命文献资料》，1944年春节，印刷了一大批宣传品《告东江人民书》。

　　为防特务突然来搜查，付梓前，厂房附近都布上几重暗哨，落实好各种缜密应急措施，并采取边排版、边印刷、边拆版的办法，使之找不出破绽。

　　除秘密印刷党的文件、资料外，老隆“工合”还承接印刷了不少进步刊物。如龙川一中的《川中学生》、老隆师范的《隆师学生》，五华党组织的报刊《华声》《新生》《拓荒》等，还有五华皇华中学、船塘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刊物也是“工合”印刷的。同时，还给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办的《燎原报》《星火报》解决油墨、纸张等不少困难。

　　因为厂里的工人还有一些非党员，为了保密，厂里还特地为他们组织外出活动。如为完成上级党组织下达印刷“海陆丰革命”的文件资料，任务紧、数量多。为了绝对保密，厂里利用星期天，将非党工人带到水坑（地名）的“云华洞”游玩，留下的党员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边排边印。等非党工人尽兴游玩到下午回来时，党员工人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文件也已送走了。

　　1944年春节，后东特委交印《告东江人民书》，工人有的回家过春节，有的去霍山游玩，留下的党员工人便集中力量日夜赶印。“告东江人民书”六个特大字粒，是事先从和平“工合”印刷社拿来的，以免敌人辨认出是老隆“工合”印刷社印的。

　　老隆“工合”印刷社成立后，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并入东江行署创办的东江日报社印刷厂。老隆“工合”开办了10年，一直是龙川县中心县委和后东特委的活动据点和联络点，为党的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为党组织印刷了大量秘密文件和宣传品，其中有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进攻皖南新四军事件的几个文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商号的隐身术

　　老隆“工合”自建立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被特务窥测动向。“工合”地下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既没有暴露自己，也没有被敌人打进来进行破坏，未遭受到损失。

　　为了安全，老隆“工合”的党组织是由后东特委直接领导，与龙川地方党组织没有联系。发现敌情时，上级党组织及时通知采取应急措施。1942年“粤北事件”后，陈福仑让曾新华把党内文件资料销毁，不得保留。曾新华保管的党内文件资料，有的已传给地下党员的手里，有的还原封未动。接到密令后，曾新华在深夜里把所有文件销毁了。

　　1942年初，陈福仑调和平“工合”联合社任经理，党组织先后派陈华生、郑振华任老隆“工合”支书。后东特委领导人钟俊贤和蓝训才常来老隆“工合”指导工作。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破坏后，党组织停止活动，而钟俊贤是后东特委与“工合”直接保持单线联络的唯一联系人，这一关系一直保持到解放战争时期。

　　自从东江恢复武装斗争后，上级党组织考虑到老隆“工合”的处境和安全，地下党同志也较少来联系和住宿。就是在这个时候，敌人对“工合”的监视、检查也没有放松过。曾有三四次，老隆警察所巡官带人在深夜12时左右突然查户口，先是到机印车间查看印件原稿和版面，“工合”每次印刷党的密件时，印完后都非常注意不留丝毫可疑痕迹，他们找不着茬，只得灰溜溜回去。老隆镇中心小学也有别有用心的人经常以印东西来印刷车间校对或看版样，或以师生参观为名，突然窜进车间看这问那，每次都毫无所获。

　　1943年至1944年间，老隆几次夜间有敌情，钟俊贤及时通知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被暗算。1944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和平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后东特委梁威林立即通知经理黄耀伦离开老隆到罗浮山去。第二天早上，黄耀伦以到河源治病为名安全离开。后来他们虽又数次来厂问黄耀伦的病情，都被老隆“工合”人员沉着应对了过去。

　　老隆“工合”一直运行得不错。到1948年，全国尚有316个“工合”，其中广东有梅县、南雄、广州、曲江、和平、老隆（《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秦柳方、陆龙文著，第302页）。1949年5月14日龙川解放后，老隆“工合”全体人员以及机械设备等，全部并入中共东江地委机关报东江日报社。

　　至1949年10月2日，广东除个别公用事业单位如汕头市海关消费合作社、自来水和电灯消费合作社还名存实亡外，其余的都名实两亡了。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剩下和平县的造纸社和机械社等（《广东省志二轻(手)工业志》）。

　　■本文主要依据资料：《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 第一卷》《老隆“工合”印刷社革命活动概况》等。

（转载  2021年8月22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