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后东特委驻紫金古竹旧址

1939年的老隆，虽然遭受洪灾，但仍可见其繁荣景象。 

　　与东江特委一样，成立于1941年3月的后东特委，大本营位于今河源境内，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一度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地。

　　后东特委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或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

　　接过东江地区革命接力棒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原长江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下称南方工委）。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李大林任省委书记，饶卫华任组织部部长，黄康任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任统战部部长。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下称后东特委）。

　　1941年2月，后东特委在龙川老隆镇水贝村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屋里正式成立，经选举，梁威林任特委书记，张直心任组织部部长，饶璜湘任宣传部部长，李汉兴任青运部长，徐英任妇委书记，钟俊贤任组织干事，以红庙、黄氏大宗祠为机关驻地。

　　后东特委成立后，龙川中心县委同时撤销（龙川中心县委成立于1939年7月，曾领导五华、和平、龙川3个县的党组织，领导成员大多分布在龙川各地乡村学校，以教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翌年9月，龙川中心县委辖区扩大至7个县，1941年2月撤销）。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为8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后东特委辖区一度扩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地，其机关驻地虽然一度迁离龙川，但特委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后东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分布于五华、兴宁、龙川、和平、连平、新丰、紫金、河源及惠阳、丰顺县边境地带。据1946年6月钟学贤的工作报告，那几年东江各县社会经济及革命形势并不乐观。即便是特委驻地龙川，大众文化水平不高，觉悟程度低，农民因为田地多，有副业，大多安于现状，斗争性比较差。

　　和平、连平、新丰、紫金县都是山区县，大多有洪门会（“三点会”）组织。其间，河源的党组织派出丘国章、黄义中、张迅参加“三点会”，一方面是为了掩护自己，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改造“三点会”，使其能为我所用。后来，东江纵队武强队进入新丰，三支进入和平、连平，江南指挥部进入紫金，都曾得到他们的帮助。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活动

　　后东特委成立时，“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为此，粤北省委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按照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同时，对党员、干部要认真进行理论、纪律、保密等教育，以对待突发事件的发生。

　　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根据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举办各类学习培训班，并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培训活动，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

　　迁至东源黄村后，后东特委先后在五华大田、河源黄村文秀塘和龙川黎咀、登云等地举办学习班，河源县委、各区委以上的干部和青年运动干部都参加过学习，特委主要领导梁威林、饶璜湘等分别授课，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和组织纪律、保密工作等。河源县委和各区委根据实际，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妇女干部培训班和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了30多名县、区干部。

　　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当地大量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河源、龙川、和平等县成为抗日大后方。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紫金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通过合法手段创办企业，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

　　副特派员饶璜湘留在龙川，在佗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饶璜湘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

　　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隆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则采取异地分散隐蔽策略，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利润解决供给问题。

　　在老隆，张修开办“新观明”旅店，丘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庚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均为党的联络据点）。黄用舒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驻地。梁威林、饶璜湘、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

　　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隆、文昌（莲塘）、茅畲、瑶涧、油塘、通德、北山围、育英、大塘、叶布、周亨、合路口、新径、丰稔、黄石、宝树、贝岭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

　　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下称工合），并在老隆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招牌。1941年2月起，“工合”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运作良好的“工合”，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亦得到改善（但党员不发工薪，仅给非党职工以补贴）。

　　数易门市后，“工合”最终租赁了鱼行街一家皮枕店，店主之父系龙川县参议员。“工合”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合”免费印刷。

　　后来，“工合”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等各式各样的印刷业务。“工合”开始和当地国民党官方机构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在古竹，后东特委也有“生意”。1943年3月，后东特委特派员梁威林和粤北省委领导饶彰风从惠州来到紫金古竹水东，以商人身份办了一家农场，并开设榨油厂，耕种甘蔗、水稻、花生20多亩。共产党员张惠民夫妇、杨励群等人都在农场做工。他们还在双坑办了一个沙田柚场，开展生产自救，秘密开展工作。次月，饶彰风通过亲属关系，由共产党员麦任出本金，在惠州开办大益商行，梁威林以巨商身份去惠州，开展秘密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惠州、横沥、应头、岚派、观音阁、古竹、河源、老隆的联络交通线，得以恢复。（《中共紫金县大事记》）

　　黄村“莫斯科”

　　1942年3月，特委领导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河源县黄村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处紫、五、龙、河4县接合部，且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故将特委机关由龙川水贝转移到黄村文秀塘。

　　文秀塘位于七目嶂与白云嶂之间，周围都是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峰岭之间有个分水坳，坳中有弯曲小道，可通龙川、五华、紫金及整个黄村地区，回旋余地大，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地方。因此，文秀塘成为后东特委机关常驻地，代号“莫斯科”，特委主要领导梁威林、郑群、钟俊贤、黄中强等常驻此地。

　　黄村宁山七目嶂有个小山寨叫南客寮，地势极偏僻，不易被发现，又有群众基础，因此，这里也是后东特委领导的驻地之一，代号“桂林”，常驻领导有张华基、李作新等。

　　宁山的下围村，也是后东特委的驻地之一，代号“铁罗城”，特委领导卓扬、蔡子培、魏麟基、周立群、欧阳源等，经常住在革命堡垒户罗亚华家中。

　　1945年，后东特委在黄村建立了各种机构，有星火报社、后东电台、税站、修械所、交通联络站、看守所、战地医务所等。

　　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后，1943年3月后东特委转移到古竹镇水东村陈屋办公，继续领导东江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时，后东特委机关随之搬走。1987年6月，后东特委旧址被紫金县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皮红心”的地下党和“两面政权”

　　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央对共产党员在国统区任职的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的竞选，并担任重要职务。曾先后担任乡长的共产党员有9人，担任保长的有10多人，还有的担任区长和县参议员等，如叶惠南任瑶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隆泰乡副乡长，谢梅添任黎咀乡乡长，罗国青任紫乐乡乡长，黄中杰任登云乡副乡长等。他们均以“白皮红心”的面目出现，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梁威林在龙川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时，还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切实做好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状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对该乡乡长郑竹轩开展统战工作，说服他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一些保、甲长等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时任龙川一区（老隆）区长的黄用舒，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黄用舒的区长身份和特殊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黄家和区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同时，黄用舒还兼任国民党老隆电话所所长和税捐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

　　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参与并完成了营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精神，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

　　虽然部分时间后东特委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特委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活动，指导龙川党组织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不仅使龙川充分发挥了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培育了一大批党员干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为龙川成为全省率先解放的县份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河源县地方史（1919.5-1949.10）》《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后东一般工作的报告（钟学贤，1946年6月18日）》《红色火种》等]

（转载  2021年7月18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