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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李楚:我的革命岁月
发布日期:2020-03-30 10:27:03 来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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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

1949年6月1日,闽粤赣边纵第一支队司令部下发给李楚的派令。

  3月1日,记者来到李楚家里时,他已穿好了正装,端端正正地坐在窗前。握手时,老先生的手温暖有力,这真不像已逾百岁的老人。

  李楚(笔名郭薇)生于1918年,今年已102岁。他经历了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源城上城城脚下的家中安度晚年。

  以下是李楚老人的口述实录。

  一

  不屈的中华精神  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1918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兴宁县(今兴宁市)新陂区茶塘村下长岭围龙屋的一个贫农家庭。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和已经结婚了的哥哥。我家很穷,穷得吃番薯芋头度日,二姐夭折于襁褓之中。食物严重缺乏之下,初生的我越来越瘦,疾病缠身。母亲怕我也步二姐后尘,万般无奈之下,抱着我到福庆寺拜观音娘娘为干娘。1920年春节,父亲赌博输了很多钱,全家人的负担都压在母亲肩上,她只好进城靠挑担换点钱养家,但这哪够全家5口人的口粮呢?刚出生不久的小妹也夭折了。

  1920年4月,舅表嫂凤姐告诉我父母,说上岭村逢源当有个族叔在兴宁县城盐铺街开有祥泰布号,生活过得很好,希望抱养一个儿子。于是,在家人万般不舍之下,还不满2周岁的我被送到书香门第的李祥泰家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在上海打响。我非常崇拜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连他们发出的全国通电都能背下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式防御,捍国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土,不能放弃……”这使当时14岁的我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我投向抗日救亡运动的激流中,唤醒了我的民族意识,我在追求爱国之路了。

  我的堂兄李戈伦14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八月起义”暴动,夺取了兴宁县城,他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深远。李戈伦在1929年回到家乡,在乡共青团支部任支部书记,在我就读的世馨十校代课,讲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讲了“五卅惨案”“济南惨案”和大革命时期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先烈的故事,还学会了当时禁唱的《国民革命歌》《英勇的红军》等革命歌曲。这些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一次任务:送密信到老隆

  1939年,在抗日战火之中,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了反共逆流,波及到了华南。

  同年12月17日,我接到中共兴宁区委书记陈季钦的通知:到永泰关竞新布厂(中共兴宁区委机关驻地)有事商量。

  到了那里,区委书记跟我说,区委决定派我步行60公里送加急密信到老隆,明天黎明就出发,要在入夜不久方可进入老隆,后天又要赶回兴城。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区委书记对我说这次任务非常艰巨,要特别小心。又问,“你一个人走害怕吗?”我挺起胸膛坚决地回答:“这是锻炼的好机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年轻人就应该在革命实践中多多锻炼。”18日出发前,区委书记给我一份加急密信,反复叮嘱:“这是特殊任务,要绝对保守秘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到华城乐育中学会晤族弟李湘粦。”他还介绍了公路沿途的情况和注意事项,然后一再强调要全力以赴,不管困难和危险多大都要克服,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坚决完成任务,这份加急密信坚决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为了瞒过敌人,我穿上草鞋戴着竹笠,装扮成到老隆卖货的小贩,东方刚泛起了鱼肚白就赶紧起床。迈步西行,走过牛屎坳,到了岭西,看着太阳快下山了,我没有到过老隆,又没有手表,就问路边茶店主人老隆离这里多远,回答说不到3公里。我想,不能太早进入老隆,喝喝茶再走也不迟。可是没想到这店主人说的里程不准确,此处离老隆近10公里,我只好加快步伐摸黑赶路,夜里8时多才到达老隆中山街青年书店。

  老隆中山街青年书店是中共东江特委联络点之一。到门口时,我机警地朝四周看,没发现可疑的人,就进入店内,按照党组织指定的联络暗号见到了侯向明同志。他看到报社给青年书店的条子非常高兴,把我领到楼上休息,然后我才说明来意,把加急密信交给他。

  晚餐后,有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子拿了生姜煮的热水给我洗脚,发现我双脚起了泡,就用生油、针线帮我挑血泡。我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为了实现共同理想,战友之间应该相互支持。”

  次日天刚破晓,我被叫醒了,街道上黑黝黝冷清清的。和侯向明同志握手道别后,在黎明的霞光中,我走出了老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密信里写的是什么。

  三

  在《大众报》任宣传干事的日子

  1946年11月内战爆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按照党中央关于南方武装斗争的指示,做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1947年,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统一整个九连地区领导,撤销中共九连山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九连工委),正式恢复武装斗争。

  1947年9月1日,我和刘云按中共九连工委书记严尚民的指示,到和东地区工作。我们随同陈桂友从河源船塘的李田苏围出发,经和平古寨的老杨坑、绿湖,接着随刘进队(中队长刘进,指导员黄柱昌,战士40多人)一起行军,顺利到达河坑,见到了中共九连工委常委兼中共和东区分工委书记黄乾(魏南金)、副书记林镜秋。9月4日,和东济南队(番号为和平人民义勇队,林镜秋兼大队长和政委)集中。林镜秋代表中共和东区分工委宣布,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和东总队政训室,林镜秋兼主任,组织干事陈荣章,宣传干事李楚,群运干事李群,武工干事骆骁(骆仰文),财粮干事黄怀章。分工委交给我的任务,是办好《大众报》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和东区分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从反抗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破仓分粮、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做起,在群众中发展武装斗争,扩大队伍。经过半年的艰苦创建和连续作战,到1947年6月间,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以水西为中心,活动范围包括和平县的古寨、彭寨、林寨、东水、贝墩、长塘、下车、优胜,龙川县的北部、中部,兴宁县的北部及江西省寻邬县南部等粤赣边区。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群众,进一步巩固游击区和发展武装斗争,中共和东区分工委决定出版《大众报》(代号“洞庭湖”)。当时报社工作人员有:我负责编辑和日常工作,陈辉麟、黄若橙(黄星光)负责刻写,杨观峰、熊汉中负责油印,陈碧霞(女)负责发行,还有年仅11岁的小勤务员尤文彬,50多岁的“老黄牛”黄烈负责管生活和挑印刷器材。在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一番筹备,从敌占区收购一批纸张、油印器材,一份油印小报《大众报》创刊号便于1947年9月15日诞生了。

  《大众报》是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机关报,是一份四开两版的不定期的油印小报,形式多样,印刷清新,字体精巧、美观,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以及九连地区部队动态,还有一些宣传鼓动性短文、大众诗歌、快板等,报社随部队活动。

  那时,《大众报》直接由林镜秋领导,许多社论和重要评论均由他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和工作重心亲自撰写,影响较大,是中共和东区分工委进行革命宣传的喉舌。

  为适应艰苦斗争环境,报社的工具非常简单,2块钢板、2支解笔和三角尺、蜡纸、胶刷、印油等,装入一个油筒,随军行动,携带方便,印刷快捷,由于同志们认真钻研,掌握技术,一张蜡纸可印七八百份,最多的可印到1200多份,每期版头均红色套印,全版有时由红、黄、黑三色套印。

  报社除出版《大众报》外,还经常刻印《大众电讯》,转载新华社消息,使广大军民在敌后游击区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此外还配合政治任务编印了一些活页和小册子,特别是将中共九连工委秘密电台收录的党中央重要文件、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文章及时翻印,广为传播,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中共九连工委十分关心《大众报》的工作,严尚民常在来信中提出对报纸宣传的意见,黄乾更是经常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黄乾常来给我们讲斗争形势,讲万里长征的故事,讲革命的前途,讲报社工作的意义……这使年轻的新战士增添了不少力量。

  游击战争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敌人经常“扫荡”,报社也随着部队而转移。我们走的尽是些荒山野岭、偏僻小道,为了与敌人周旋,甚至每昼夜都要转移几个山头,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使敌人扑空。当行军到达目的地,我们经常就在离敌人仅有几公里的村子或山寨里出版报纸。报社工作人员不顾疲劳,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刻写的刻写,印刷的印刷,繁忙而又愉快地工作着。虽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为了尽快传达各地新闻,同志们熬通宵赶印报纸。报纸一出版,除一部分在连队分发供战士阅读,大部分则通过地方党和群运组、武工队秘密在社会上散发,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贴到国民党县党部、县府门前,或寄给各自的亲友,开明绅士、进步教师。

  1948年元旦后,我奉命调离《大众报》社,到中共和平县新一区区委任宣传委员,《大众报》从第七期起,由杨群(杨奎章)任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四五月间,国民党进行大扫荡,我们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整个和东游击区暂时陷入敌手,《大众报》宣告停刊。

  《大众报》在和东土地上战斗了八九个月,给和东区和粤赣边区全体军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军、政干部,尤其是新组建的部队,许多干部都是新提拔的,他们不懂战术,不会指挥作战,因此,1947年9月至10月,和东分工委在嶂下举办了为期10天的军事基层干部训练班,我在办好《大众报》同时兼任政治指导员,林玉如任军事教官,林镜秋亲自主持并讲课,学员主要是各连和武工队的军事骨干,如凌章、萧波中等30余人。

  1947年10月中旬,在猪乸坑举办农干训练班,培训各乡村穷人翻身团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学员有60多人。这个农干班15天内随军转移了16次,步行山路400多公里。11月4日,和东分工委在嶂下举办青干班,主任由林镜秋兼任,朱田光和我为政治指导员,学员多是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少数是从部队调来的文化教员,培训时间30天。

  四

  在和平县新一区用16两黄金换回3条命

  1948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广东省第六绥靖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龙(川)和(平)清剿总指挥部”少将总指挥曾举直,亲率广东保安第五团莫秉彝营、龙和“清剿区”所属和平的县警队及地主联防武装共700余人,进入和平,驻扎彭寨。

  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应对措施是,一方面化整为零,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等战术,非战斗人员避敌主力撤出中心地区,实行外线作战;一方面留下我(时任中共新一区工委宣传委员兼水西乡人民政府政治指导员)领导群众坚持斗争,龙川民众自卫队下属韩江队政治指导员袁若芳因病留在水西。

  5月25日,我与袁若芳回到水西,路遇新一区工委油印室的杨观峰与伍冠雄,因天下雨,临时决定在龙潭叶屋住一晚,因为这里前后都是高山,叶屋单家独屋。谁知国民党保五团1000多人夜间行动,专走山间小路,其主力从彭寨马塘前进,另两路分别从叶坑和黄石进犯,在26日合击水西嶂下、鹿湖、老杨坑一带根据地,企图围歼我主力部队。

  26日黎明前,我和同志们匆匆吃过早饭准备上山,刚好有个老百姓要去古寨街(敌占区),为保护中央文件(如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特地托他代买油纸。就在此时,保五团一个连从屋后一条山间小路走来,正在屋外的伍冠雄拔腿逃往对面山,敌人开枪射伤其左肩。

  我们在屋里听见枪声和人声,知道情况不妙。杨观峰掏出驳壳枪要引开敌人时被射杀,叶屋被围,我、袁若芳、和平县新一区文工队负责人杨洋被捕,在被改为监狱的文昌小学坐牢。任凭敌人威逼利诱,我们始终不交待部队情况和去向。我写了一封遗书,托出狱难友藏于鞋内带回家中。

  因为党组织通过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对象出面营救和我军南下的压力,我们3人免遭杀害。7月7日,我们被押到阳明镇监狱。关在监狱里的前锋班班长肖衍春,在10月的一天中午被押出去杀害了。

  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3人听到1948年8月7日正式成立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高唱起《共产党的队伍真雄壮》。当时粤赣边支队第六团知道后,在上莞驻地一次排级以上干部开会时,政治部主任黄中强对我们进行了表扬。

  监狱也是斗争的场所,我们把关在里面的国民党逃兵争取了过来,和狱中难友讲述革命的大好形势,教育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东二支五战五捷后,人民子弟兵回师九连山,阳明镇守敌一夕数惊,草木皆兵。1949年2月上旬,中共连和县委特派傅明、黄百炼率武工队到附城、大坝地区活动。他们通过开明绅士、曾在十九路军任过团长的黄汉廷带口信给国民党和平县政府,要求释放我们,以立功赎罪。伪县长黄梦周顺水推舟,乘机勒索,电告我家属携黄金16两抵赎。1949年5月16日深夜,我、袁若芳、杨洋被释放。

  那时,曾天节已在老隆起义,兴宁已解放。

(转载  2020年3月29日  河源日报河源文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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