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江疍船 大约摄于2008年。

■2011年6月，市区内东江与新丰江水域的134户水上居民全部搬家上岸，水上人家从此成为历史。

　　“天公吩咐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河源历史上曾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世世代代生活在东江之上，逐水而居，以水为生，为东江增添了岛阵风樯的渔家风景线，数百年前形成了宝江渔唱（河源老八景之一）风景。这个群体被称为疍户。这些在东江上漂泊千年的疍民，终于在2011年全部上岸定居。

　　明代疍户被打入“另册”

　　东江疍民群体起始于何时，已难以考究。据《珠江传》一书作者考证，在古文献里最早出现疍民记载的是《隋书·南蛮传》，与獽、俚、獠、狏等同列，有时写作“蜒”。从文字上看，似乎并不怎么受岸上居民的礼遇。在疍民看来，自己确实不怎么受待见。

　　居住于老城区龙尾坝凉帽山水上新村的渔民们，自嘲是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

　　这个说法，与明代到清雍正年间疍民身份被另眼相看的情况有关。

　　明代实行按类分户制度，按职业区分户类，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疍民在明代户籍册（黄册）上自成一类，列为疍户，这是废除了元代依民族和身份分类的做法。疍民在户籍上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类，这意味着疍民在身份、法律和经济的地位都与一般人不一样，是一群特殊人员。这种情况直到清代雍正初年消除贱籍后才有所改变。

　　一些河源的水上人家介绍说，在以往，疍民被人讥为“盲擦”（音），备受歧视。他们登岸上街不能穿鞋袜，不然的话被地痞流氓看见，就被当众抢去。疍民如果穿了新衣服，也要在新衣上缝一小块其他颜色的旧布，以示破旧，不然也要遭抢。理由是他们是疍民，是另外一个族群。

　　据说，“盲擦”是由一个传说得来的。元末时，起兵造反的朱元璋有一次打了败仗，孤身一人逃至新丰江畔，呼叫渔民前去载其过江。但这时江里的鱼儿知有“真龙天子”来到，纷纷游上前去“朝皇”，满江的鱼儿密密麻麻、活蹦乱跳，渔民们大喜过望，都忙着捕鱼而对朱元璋未加理睬。幸好旁边有个瞎子双手各拄着一根木杖，分给了朱元璋一根，朱元璋急中生智，乔扮瞎子。追兵赶到，喝问盲人这里有几个瞎子，那瞎子说，有多少根木杖就有多少个瞎子。追兵见确实是两个瞎子各拄着一根棍子，于是往另一个方向追去了，朱元璋才得以脱险。后来人们说水上人有眼不识泰山，皇帝来了都不知道，还只顾着捕鱼糊口，就称之为“盲擦”，意即有眼无珠，没文化，连瞎子都比不上。

　　这个传说是从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说起的。也就是在明代，疍户成了“另类”，从户籍上划成另一类。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骂人时呼对方为“盲擦”的，但知道这词来历的人已不多。

　　雍正发文允许疍民上岸居住但效果不明显

　　对于疍民常受歧视，在生活上经常遭受陆地居民的欺侮状况，即使是深宫中的皇帝，也被引发了恻隐之心。清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下发了一道《恩恤广东疍户》令，允许疍户上岸建屋居住。他在圣旨中是这么说的：朕听说粤东地方有一种疍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疍民人口很多。但是，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也不敢和陆地平民抗衡，只得隐忍局促地生活在舟中，终生尝不到安居的幸福。疍户也是我大清的子民，怎么能轻贱摈弃？而且他们也交税啊，怎么可以因为地方上积习不好，强作疍民、陆民之区分，使他们在江上飘荡呢？我现在下令，广东的官员都要知道，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疍户听其在船上自使，不必强令登岸；那些有钱可以建造房屋或搭棚居住的，准许他们在靠近水的村庄居住，与平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土豪劣绅不许借故欺凌驱逐他们。官府要劝疍户开垦荒地播种耕田。我对疍民和平民是一视同仁的。（原文见《清史稿·食货志》）

　　雍正这道圣旨下达后，地方上的执行力并不强。因为从明代以来，人们对疍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由于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所形成的疍民与陆上居民间之区别，不是一纸谕旨所能清除的。”（叶显恩《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彼时成功转型为农民的疍民并不多。

　　河源、龙川未设河泊所但疍民数量亦多

　　对疍民的管理，明政府设定了河泊所，向疍户征收渔业税。河源、龙川虽没有设置河泊所，但有疍户。（清嘉靖《惠州府志》）疍民居栖无定，乘槎浮于江河，经常为了逃避赋役举家逃往别处，因此，对疍户的人口统计，远低于明清政府写到文件上的数量。“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广东通志·疍民》）

　　中山大学教授张寿祺从历史典籍中追踪疍民的地理分布情况，发现在珠江流域和珠江口及附近海岛最为集中。据上世纪50年代初调查，广东疍民约有90万人。岭南大学教授陈序以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估计，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的疍民不少于100万人。1843年香港进行首次人口调查，全岛3650人，疍民约2000人。此后不少疍民陆续移居陆上，人数逐渐减少，但仍不失为一个族群。（《珠江传》）

　　张寿祺考证，“疍”音源于古南越语，指每只小船；“家”为古汉语借词，指人群。

　　疍民除了主要从事渔业外，也受雇于陆上的地主，用船艇运送农具、种子等，短暂上岸受雇于从事种地等工作。晚清时期广州疍家还经营流动性饮食业，出现了艇仔粥、炒沙河粉等。河源的疍家有自己的特色饮食，船疍即其中一种。

　　江上风景：疍民浮宅一渔舟

　　大多数时候，在陆地人看来，疍民和他们的船是江上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然而，在船上生活，却是颠沛流离艰辛困难的。梅英在《河源道中》诗中写到疍民以舟为家时说：“村妇汲溪双瓦甕，疍民浮宅一渔舟。”寥寥几字，细细咀嚼，才能知晓其中含辛漂泊之苦。疍民像水一样地流动在各条河道上，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下泛珠三角、上溯东江腹地。

　　“龙津渡口月浸波，夜夜更阑唱水歌。此调凄凉何处起？隔江无数疍家婆。”清代河源邑人廖鸣球在《河源竹枝词》里描写龙津渡一带的疍家人生活时如是称：众多内河船家常常喜欢在结束一天劳作后，在微漾的江水之上、满天星斗的微光之下，唱歌自娱，形成渔舟唱晚的风景。河源的疍民也不例外，人静水平之时，劳累了一天的疍家女人在长不过数米的疍船上，唱起曲调凄凉的咸水歌来。

　　疍家人其实很乐天知命，疍歌贯穿在劳动、婚嫁、娱乐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前，疍民成婚时，迎亲选在黄昏时刻，夕照红霞，洒在江面上，浮光跃金，浪漫而富有诗意。新郎家早已装饰好船只，虽然“新房”只有两三平方米，但新郎与一帮朋友开船向新娘家的船进发，新娘却不肯立即跨船而至，而是驾着船荡开。新郎哪里肯放，也驾船追逐，与新娘对唱情歌。歌声、笑声、喝彩声，还有泼水声，在江上回荡。男女青年相互对唱对和，热闹非常。这是水上人家的“闹洞房”，据说唱输了的就要做俘虏，所以，男女青年都使出了多年积攒的看家本领，力争赢得“赛歌会”。不过，一般都是新娘认输，被新郎俘获过船，举行合卺仪式。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热闹的水上婚礼逐渐消失了。（《源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清代刁临云在《老隆竹枝词》里描写道：“新水初添二月天，春江日暮暖生烟。泉鸣篷底车翻雪，知是鱼苗客子船。”“下桥青水接江波，落日帆樯满大河。绕岸危楼廛似虎，依山野屋寨如螺。”

　　明代祝允明泊舟老隆渡口的时候，也留意到东江上众多的疍船。他在《将归行》里写道：“高堂梦转眼冥冥，山围疍船天泼墨。南溟有龙不可屠，北山有虎不可诛。鸳鸯相望怀慈乌，况有岭南多鹧鸪。”

　　以舟为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凉帽山下的渔民苏永宪说，那时候，他父亲有两条艇子，一条用来打鱼，一条用来住家。他家人口很多，有爷爷奶奶、父母，连他们8兄妹，只有一条2平方米多的小艇栖身。渔艇篷多数是用竹篾织成，夏天时烈日高照，舱内如同蒸笼一般。

　　疍民主要从事放排、渔业

　　打鱼是疍民的主业。

　　新丰江大坝建成以前，江中的鱼很多，疍民可以捕捞到很多鱼，但鱼价很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疍民捕到鱼后就直接拿去换柴米油盐，一斤鱼只能换回几竹筒的米。

　　直到2000年左右后，珠河桥附近的橡胶坝（新丰江水利枢纽工程）未截流前，疍民在一根长绳上绑几百个钩，钩上挂饵，放置一夜，天亮便收，最多时可捕获5公斤左右的鱼。在河里放200个虾笼，多的可收2公斤。在汛期，有时也可捕获50多公斤。

　　在和平、连平县，人们发明一种捕鱼方法，叫梁鱼，就是借助鱼梁来捕鱼。民国《和平县志》记载，自热水至合水之浰江沿岸，下车乡之老龙渴、老虎头、大心卡、龙心石等处，皆有鱼梁。先在河里选择适当之地，以树木横栏一陂，旁留一缺口，下面以石砌起一壆，其上铺以竹筏，鱼梁遂成。水从缺口流下，鱼即流入竹筏上。大雨时，获鱼尤多。

　　新中国建立前后数十年，东江“赶羊”盛行。那时，疍民多以放木排为主，打鱼为辅。很多木材公司利用新丰江、东江，将木材运到珠三角等地。

　　1960年以前，新丰江大坝还没有建成时，疍民常常受到洪灾的威胁，台风刮来时，他们也不能躲到陆地上，必须抢救木排、木材。傅伯说，那时候，“死”字是永远贴在水上人脑后的。

　　1960年之后，没有木排放了，疍民全靠捕鱼来维持生活。年轻一代有能力的就到外地去闯荡。年老的、自认没有什么能力的还留在家里以捕鱼为生。

　　疍民们捕鱼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1960年8月，新丰江大坝建成截水，新丰江里的鱼没有以前多了，但人们比以前安全多了。2000年左右，市区新丰江段截流后，捕鱼量大幅度减少。

　　千年江上漂泊历史于2011年画上句号

　　凉帽山附近住有40余户“水上人家”。他们认为，历史上，“水上人家”文化的确不高。新中国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水上人家只住在船上，人随船走，到处流动，没有固定的安身之所，又怎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呢？

　　上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据老渔民介绍，1968年，原河源县下拨7000元第一批款子，在凉帽山附近建了22间平房，每间18平方米，每户一间。房子盖好后，取名为“凉帽山水上新村”。第二批拨款于1970年下达，当时的县水上管理区渔业队也出了几千元，在凉帽山下又盖起了22间平房，每间20平方米。虽然每户都有五六口人，但毕竟有了自己的房子，疍民才结束了在水上漂浮无根的凄凉历史。

　　与龟峰塔隔江相望的水上新村，上世纪50年代叫水上副业场，上世纪60年代叫水上船舶保养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才叫现名。1965年，这里建起了一所水运小学，水上人家的孩子也能像陆地小学生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现在，已有几户渔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1967年，根据当时广东、广西两地政府之间的协议，广西藤县大黎航运社、太平木帆运输社两支船队加起来有1000多人，从广西沿珠江、东江一路溯水北上，来到河源、龙川。广西驻老隆的两支船队进驻老隆初期，主要承运龙川县贝岭、和平县林寨至河源的木材、木炭、萤石等矿石和木制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河源公路建设的加速发展，以及京九铁路与广梅汕铁路的投入运营，东江水运日渐衰落，大部分水上居民不再从事货运业务。1995年，两家广西运输社从老隆镇迁入源城区。因为没有河源户口，船民们不能在岸边建房，也无钱租房，仍然住在船上，依靠打鱼为生，生活较为困苦。

　　2004年，两家公司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被迫进行清算、解体，并于同年10月进行重组。广西藤县大黎木帆运输社和广西藤县太平木帆运输社分别被改为河源大黎水运公司、河源太平水运公司，不再隶属广西管理。

　　2011年3月3日，我市成立“东江、新丰江市区河段船舶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水上人家进行安置。根据安置办法，交船后，搬迁陆地上的水上居民每户能得到5万元安置费，每艘住家船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另外每户还能得到拆迁费3000元、租房补助3000元，如果在搬迁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搬迁的，再给予补助3000元。非河源籍的水上居民还可入籍河源，成为当地新客家人。2011年6月，河源市区内东江与新丰江水域的134户水上居民，赶在当年汛期之前全部搬家上岸，水上人家从此成为历史。

　　曾任水上居民上岸临时理事会会长的卓培祥说，水上人家大多迁入江东新区、和平村、高新区及龟峰塔下一小区等地居住，户口都落到河源了。

　　交船后，紫金古竹新江船舶修造厂和河源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开始拖曳船只。这些住家船除其中4艘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外，全部被拖到源城区源南镇风光村附近的东江边，进行集中拆解处理。

　　如今，东江上还能看到一些小渔舟（持有相关证件）在打鱼，但船主已不再住在船上。但对曾经的疍民来说，东江仍是他们心中的故乡。

（转载 2019年10月27日 河源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