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青年》民国廿八年5月号，刊名为余俊贤所题写。

位于东源县黄村镇的抗先队办学旧址。抗战初期为蓝江小学，抗先队曾在此办过冬学，吸收了一批青年学习抗日革命理论。后来，此处改为黄村卫生院。

　　最常看见河源青年活动的场所在哪里？在图书馆，在各类学校。如今在市图书馆静谧的阅览室里，可爱的河源青年正专注地阅读或做题。和平年代的河源青年，正在以勤学不殆的方式，“激扬青春，为祖国奉献，向梦想前行，方不负韶华”。

　　“奋斗，无疑应是青春最美丽的颜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复兴路犹长，奋斗正当时。从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走来，中国青年在各个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进入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当下，回望那个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的灾难时期，河源青年与全省、全国青年一道，从小事做起，为祖国的富强流汗流血、发光发热。

　　第一章 80年前的河源五四纪念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乎每一年，河源青年都会与全国人民一起，热烈纪念这“不能忘却的纪念”。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五四运动纪念日，比往年多了许多悲壮色彩。

　　1939年召开“五四”20周年纪念大会

　　1939年的5月4日是河源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当年5月16日的半月刊《河源青年》在一篇文章里为我们留下了当时纪念盛况的生动记录。这天上午9时，一个姓名已不可考证的青年代表（姑且就叫他“代表甲”吧），三五口扒完早饭，急忙赶往中山公园大会堂开会。走进会场一看，咦，怎么才到这么几个人？会场内外的布置、陈设也跟平时差不多。

　　代表甲觉得很奇怪，开会时间定在10时，差不多就到时间了啊，为什么会场内外还这样冷清呢？他嘀咕了一句：“大家忘记开会时间了？”“不是。”一位同志回答说，“大约是因为河源时钟没有统一吧！”

　　话音刚落，代表甲就听到远处传来歌声：“保卫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辉煌的文化，保卫我们全民族共生死的家园。”他顿时激动起来，这是多么雄壮的歌声啊！

　　首先进场的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队伍。在雄壮的歌声中，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地走进会场。紧随其后的，是工抗会、妇女会、青抗会、县中、青群社、抗先队等团体，他们高唱着歌儿进入会场。

　　歌声、谈话声将会场的气氛渲染得分外热烈，每个参会的青年，脸上都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会前，河源青年暗中传阅了《五四大会告同胞书》、《服务团的告同胞书》、青年群文化研究社出版的《河源青年》半月刊。

　　代表甲沉浸在激昂的氛围中，非常感动，觉得这会场恰似一个青年大家庭，每个青年充满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先锋，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士”的情怀。

　　在雄壮的歌声中，忽然响起一阵铃声，继而是一句“肃静”的呐喊声：“开会了！”

　　纪念会开始之前，有个重要的仪式：青年们穆然肃静，“向前方壮士致敬”，呼喊刚一发出，大家都沉痛地低着头。代表甲在低头时，眼眶都湿了：“啊！这是多么悲壮的致敬啊！”

　　向前方战士致敬后，会议主席在致开幕辞时说：“我们河源各救亡团体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把河源青年统一在抗日的战线上，再接再厉，继续完成五四运动未竟的伟大工作。”

　　各团体代表发言后，有一位青年同志说：“我们要更加团结努力，是必要和应该的。但是要注意：凡是阻挠救援工作进行的，都是河源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持久战。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下，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摘掉上城汉奸家的门匾

　　青年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爆发20周年大会上提交各种提案后，即席通过了到第四区专员公署请愿并准许拆毁汉奸李道轩家宅的临时动议，理由是肃奸运动大会所通过的“呈请政府查封李道轩财产”的提案，至今未见政府实施。

　　代表甲义愤填膺地说：“这种以民众力量直接对付汉奸卖国贼的行动，无疑是很必要的，同时这种行动早就在西安民众对付大汉奸张慕陶时表现过了。”

　　于是，与会青年组成游行队列，高呼口号，由主席团领队巡游，从中山公园向崇报寺路进发。

　　上千名青年排成绵延长蛇阵游行，这在河源是空前的。每个年轻人都紧握拳头，在“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与“打杀汉奸”的歌声中昂首前行。游行队伍里有的同志在互相谈话，他们担心拆毁李道轩家宅的决议，能否获得县政府的授权。

　　很快，游行队伍来到专员公署门前。“立定！”全队听令，即刻停止前进。纪念会主席团派出代表，到专员公署请愿，代表甲是代表之一。

　　公署里有个姓曾的科长接待了青年代表。听了他们的来意，曾科长答复说：“没有接到上峰命令以前，专员公署无权迳行允准，此事可负责马上发电报呈请上峰指示办法。”

　　青年代表很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要求谒见当时县政府的陈秘书。代表们在办公楼里提要求，同时外边的青年一齐高喊“请专员公署快点答复”的口号，让每个代表的心都非常激动。

　　陈秘书听了他们的请愿理由后，表示无办法允准。这时，外边同志们又来“助攻”，“打杀汉奸”的歌声和“请专员公署快点答复”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地响起，更加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气氛越来越紧张。

　　代表们趁机提出“准许我们拆毁李道轩家宅”的请求，陈秘书答应马上发电报呈请上峰指示办法。

　　得到这个不尽如人意的答复后，游行队伍继续向太平路（街）前进，全队唱着“今天是我们的世界，冲破敌人的防线，去跟汉奸走狗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示威歌，响彻云霄的歌声特别引人注目。

　　队伍行至上城李道轩家宅门前，青年们接受了在现场维护秩序的县政府工作人员“不要捣毁李氏房屋”的劝告，把李道轩家门前挂着的“敬梓同仁”四个字的门匾拆了下来。

　　“我们把这块匾拆下来，是表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当然不能挂着广东省政府主席题赠的门匾了。”代表甲说。

　　拆下门匾后，有几个青年将它扛到当时的国民党河源县党部。在将门匾扛往县党部途中，目睹这一幕的民众，个个都义愤填膺，也一同喊着“打倒卖国求荣的汉奸李道轩”的口号。

　　汉奸李道轩被李氏家族除名

　　1938年10月22日，广州沦陷后，河源上城石狮李屋人、曾出任南海县长（任上曾拨划公共体育场之北第五段公地为精武会会址）的李道轩，跟随当时日本任命的广东伪治安维持会会长彭东园（原）为虎作伥。1939年11月，广州伪维持会改组为伪市政府，彭东园出任市长，公安处的工作由李道轩主持。不久，公安处改为警备处，仍由李道轩任处长。（《广东省奸伪动态调查专报》，1940年11月）

　　河源青年拆除李道轩家的门匾是1939年5月。同年9月中旬，河源县李氏开先祠族中长者李雨初、李铁笙等合议，将叛国附日、为虎作伥的“族逆”李道轩开除出族。自李道轩附日后，他在上城的家人羞愧难当，已潜行逃遁。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年五六月间，河源热血青年纵火焚烧李道轩的家，城中军警赶紧出动将火扑灭，怕殃及邻人。（1939年6月11日《大公报》）

　　李氏开先祠彼时召开特别会议，决议举报李道轩财产，以儆奸邪：将李道轩登记在籍的财产一部分列单，报至镇公所转呈上级查封办理。清单上计有：河源城太平路槎江书局、昌兴号店、利成栈商业及店外，还有致诚堂、宏业庙田谷等。他的弟弟李卓如时任广州伪商会副会长兼伪绥靖署密探主任，于当年9月19日在广州西关黎家巷，遭爱国志士狙击毙命。

　　第二章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

　　活跃在河源、龙川

　　从1939年10月登记的河源民众团体中看到，河源各地都组织了青年抗敌会，如河源县青年抗敌同志会、河源县少年抗敌同志会、河源县第四区青年抗敌同志会、河源县第九区青年抗敌会、河源县第十区青年抗敌同志会等。

　　除本地青年抗日团体，尚有在省城成立的各种青年抗日团体，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他们来到河源，与河源青年一起开展军训、练习作战、放哨、募捐等活动，为保卫祖国努力奋斗着。

　　青年救亡运动，在河源燃起燎原之火

　　1938年1月1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自华南战事爆发，该队编为东、西、北3个区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简称“抗先”，一队约70人，从广州退出后，接受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前往东江工作。他们徒步至河源、惠阳、博罗一带，参加各地自卫团及游击队等政治训练，动员民众随军参加服务及救护等工作。

　　当时，日军仍驻扎在惠博地区。“抗先”这支队伍便集中于河源，在位于惠博边境的埔前、石坝、古竹、观音阁一带活动，积极训练自卫团，帮助当地办自卫团干部训练班。他们长途跋涉抵达河源时，时任河源县长黄秉勋当即帮助动员民众，“抗先”队员们先协助政府恢复了河源城的市场秩序，把疏散后的商民重新集中到县城来。恢复地方秩序后，大家又忙着去做团队的政训工作。其次是动员广大青年，发动救亡团体组织和民众等。

　　一部分同志被当局分配到各区自卫团担任政训工作。河源城十字街头出现了抗日先锋队的流动宣传队，演出街头剧。他们形容枯槁，唱着悲凉凄怆的流亡曲，旁观者以为他们是真的难民，有的就慷慨解囊，把铜钱、纸币扔给他们。这些钱后来都被送到了难民收容所。

　　此后，东江青年救亡运动之火渐渐在河源呈燎原之势。劫后的惠阳、博罗、龙川、紫金的救亡运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此时，河源已成为惠州下辖10县的青运中心。“广东抗先”特在河源城太平路1号设立东江区队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办事处”，主任为林耀族，秘书叫岑冰薇，组织部部长叫吴逸民，宣传部部长叫方芜军，由他们领导东江青年，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东江区队组织“抗先”地方部队，活动在惠、紫、河、龙川、新丰各县， “抗先”规模超过千人。这些“抗先”队员，对当地救亡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为祖国奉献，方不负韶华

　　这一时期，海丰、陆丰、五华、河源均已成立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组织尤以海丰规模最大。1939年春，龙川成立了县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统一组织，县长邓鸿芹亲任队长，秘书为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的张克明。当年还叫郑文生的萧殷，曾在龙川青年抗日先锋队工作过。在邓鸿芹领导下，当地开办过50期青年干部自我教育班。龙川的救亡运动，不但得到了县政府、县党部及当时士绅的支持，还得到各地团乡会、同学会的热烈拥护与帮助。

　　和平县的热血青年大多聚集在农抗会的旗帜下。当时的和平农抗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惠阳、博罗当时虽还没有全县的统一组织，但组织起来的青年也有一两千人。博罗县政府的战时工作队已发展到20余人，河源县抗敌后援会的战时工作队也有40余人。

　　对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抗先东江区队部主要干部林耀族、刘兆芳等说：“由于东江青年的自觉和上面各团体的外来影响，东江青年在抗战救国的最高目标下，成立了许多新的团体，奠定了日后东江青运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还是薄弱的，整个东江流域真正组织起来的青年仅约2000人，而东江流域人口总数约四五百万。

　　从1939年起，河源、龙川、和平、紫金、连平等地青年都觉醒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唤起民众共同抗日。他们组成割禾队帮助农民秋收，开展动员民众和教育民众工作；组织战区难民慰问队，调查惠阳难民所受日军残暴和虐杀情况，进行难民教育；到各乡镇进行家庭访问，团结和组织积极的青年干部，通过他们去动员更多青年参加工作。他们本着赤胆忠心、不折不挠的精神，从事一切生产、护慰、民众教育、社会服务、地方行政、军队政训、游击作战、组训青年等工作。抗先队有的同志或因努力工作而壮烈成仁，或牺牲于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或因操劳过度而染病不起，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更多的东江青年继续坚守岗位，直至抗战胜利。

（转载 河源日报 2019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