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居住在河源的一位外国牧师乘船离开河源，送行众人背后的墙上写着药品广告：普济药行出品海狗丸。（摄于1950年6月19日。原件现藏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民国河源县粮户执照。原件现藏源城区档案馆。

■河源一间店铺里，3个年轻人在看店之余玩乐器。（大约摄于1903年至1908年期间。原件现藏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河源地处东江心脏，为东江和新丰江会合之处，界连九县，水道相通，使地少房多的下城成为老河源县商业发达地带，县城内的物资交易，均以此为荟萃之所。至清末以来，河源已成为邻县农副产品的繁华集贸市场，东江沿岸商业重镇、东江谷米集散地。依靠水路兴盛的河源商业，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变。

　　得天独厚的东江米谷集散地

　　苏东坡“典衣剩买河源米”

　　改革开放前，河源叫得上名字的大商巨贾寥若星辰。

　　原河源县城里居民的传统性格里，其实经商的因子并不多，这也和流域的开发程度有关。

　　在明清之前，广东的西江和北江地区设县较多，但东江和韩江流域所设的州（郡）县很少。如唐代，粤西设有封、康、端、窦、高、春、罗等十几个州，粤北有连、韶二州，粤中有广州，而粤东大片地区（包括东江和韩江流域）只设循、潮二州。

　　明清至民初，虽有两条江穿城而过，并在县境交汇直流惠莞，水道与龙（川）、永（安）、潮（州）、嘉（应）、连（平）、和（平）、长（乐）、归（善）、博（罗）等九属沿江相通，商船往来，但在河源发生的交易规模并不大。“县属虽属通津，实非商旅萃集之所，且去海益远，无鱼盐蜃蛤之利，故民间重农。”乾隆版《河源县志》如是说。

　　正因老河源县民多具重农思想，河源出产最多的是稻谷。本来粤东人多地少，米谷经常不够吃，常常要从广西、湖北一带“进口”。河源县因为高山或高一点的丘陵不多，总有很开阔的地方让人种稻，只要风调雨顺，便会五谷丰登，不光让河源一县的人民当年吃上饱饭，还能供给邑人三年之内的口粮。河源的物产，以谷、油、糖为大宗，蒜、菇、栗、柿饼等次之。林木茂盛，且县属山场极广，故出产颇多。

　　这些多出来的粮食，就有了做商品的潜质。清代县衙明令，这些粮食不得出洋，但可以卖到邻县去。所以在东江、新丰江上，总会出现一段航运高峰期，就是运谷去外县售卖。“余粟之易，岁以为常”。在官府粮仓采购期间，惠州府城的一些文武衙门，也会到河源城来买米，因求过于供，于是推高了河源县城内的米价。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有些穷人守着粮仓没米吃的现象。幸好永安（今紫金）沿江的乡村，离永安县城远，而离河源县城近，那里的农民横渡一段江面，再走上一段路，就可以就近赴河源粜谷，使河源米价有所平抑。

　　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大年初七，谪居海南的苏东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黄河之水已重新顺畅往北流去，当年自己主张治理黄河应以“疏”为主的策略“斯言乃验”。他高兴地写下两首七律，其一云：“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农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苏东坡虽教以中原耕作方法，但仍需在穷困中把衣服典当了再去买从河源运来的米谷。

　　东江一带产米最盛，新丰江一带米谷产量次之。乾隆七年，知县陈张翼来河源后，教河源人每年种稻两造，由此使县民渐富。后来又种了茶、松，都足可供本县用度，不必外购。至于山輋、坝地之类的争夺与买卖，和它造成的斗殴与诉讼，则又是另一范畴的事了。

　　在旧时的河源县属地，以老回龙镇产米最多。俗谚有云：“不粜回龙米，饿死河源仔。”回龙出产的丰富物产，如米谷、番薯、松香、杉木等，依托四通八达的新丰江，运到了河源城，养育了众多“河源仔女”。回龙圩的旧址，现已成万绿湖的一块河床，因1958年新丰江水库筑坝蓄水被淹没。1981年，回龙府址迁往甘背塘村，改称新回龙乡。

　　几百年过去了，原河源县以农为主业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直到改革开放后。

　　“县属人民多属劳农工作，除耕田外别无生活，近年迭遭兵匪，重以蝗旱，生活状况苦不堪言。”民国十八年二月，时任河源县长欧阳洸在他填报的《河源县县务调查》里面叹道。

　　农耕为主、米谷为王状况于近年得以改变

　　民国十八（1929年）12月进行了《广东全省风俗调查》，其中河源县一表中，关于男子职业的表述是“以农业占大多数”，女子则“协助男子务农”；在“生产”一栏中，男子“农隙兼营小贩”，女子则从事“女红、樵牧、耕植”，女性做了大量的粗重活。

　　1937年的河源县人口约有27万余，“几乎全部业农，虽间有出外谋生，或从事商业者，然为数甚少。手工业一项，亦甚衰落，除土布及家用之竹床、木凳等外，无其它手工业可言。但民风俭朴，且能刻苦耐劳，故人民生活虽困苦，仍能过活。”

　　据1937年统计，河源县共有耕地水旱田约27万余亩，园圃约21万余亩，合共约有耕地48.7万余亩。以河源县20万居民计算，平均每人可约耕地一亩八分强。

　　时代总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1958年建设新丰江水库之前，河源县的耕地在逐年增多，水库建起蓄水后，10万移民中河源县内安置了7万人，共减少耕地18.14万亩。自1949年至1987年，全县耕地不断减少，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在37年中增24.12万人，增长97.5%，耕地面积减少10.92万亩，减少22.09%，平均每年递减0.57%，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从1949年的2亩下降到1987年的0.79亩，人均减少1.21亩，减少60.5%（2000年版《河源县志》）。1988年源城区建区后，因城市的发展，耕地面积仍在大幅度减少，1988年至2003年，全区耕地减少了42.49%，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到0.56亩（《源城区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江流域各市、县的工业产值迅猛增加。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河源的工业产值为10365万元，排东江流域各市县第二位，虽然与名列第一的东莞的42040万元有很大差距，但高于名列三、四名的惠州惠城区和龙川，其分别为8207万元、7912万元。改革开放后到1991年，东莞、宝安、惠城区、增城等地的工业产值增长迅速，于是河源排名逐渐靠后（《广东省东江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1984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后，东江流域各市十分重视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交通、通讯、商贸、金融、旅游等。河源是东江流域北部代表城市，与流域中、南部的代表城市东莞、惠州相比，1991年第三产业的产值仅是两市的约四分之一。据《广东省东江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书介绍，以河源市为代表的北部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口占全流域的43.5%，土地面积占57.8%，第三产业产值仅占11.3%，是东江流域最低的，也低于全省山区27.7%的水平。

　　河源物产丰盛，地无荒废之嫌

　　明清至民初的河源经济，仍摆不脱靠天吃饭的天然桎梏，这时期的“经济作物”，主要是农业自然经济，另有少量的手工业。

　　东江、新丰江两江区域，主要出产米谷和番薯，而又各有特色：新丰江一带地势较高，山軬岭地缺乏水利，于是多种花生；东江一带多埔坝，则盛产蔗糖。

　　山林所产之物，也是人们买卖的一大重要货源。民国时期，河源的松柴、松香、杉木出产甚丰，1936年统计全县油坊有163座，散设于各乡，年产油6600担；糖寮166座，年产糖27500担；松香厂6间，每间有工人10多人，锅炉2座，熬煮熟香，并蒸馏松节油。松香厂工人工作时间的长短，则视原料的多寡，有全年不休息的，也有只夏秋时工作的，每遇夏秋间原料充足时，则日夜赶工，每2小时可熬熟松香一锅，约300斤，并蒸馏松节油12斤，共计每年松香38000担，松节油1500担，全都运销东莞石龙。草菇4万斤，运销广州、潮、梅地区；松柴10万余担，运销广州。后来因砍伐过甚，不事种植，这些资源渐趋枯竭（罗思温《河源县调查报告书》，1936年）。

　　上世纪30年代，河源的五谷与六畜总有多余的供应到外地，谷米每年销往外地约十万担，油糖各约五万斤，生猪五万头，鸡鸭二十万只。此外，外销农产品还有竹木材、片糖、黄豆，柿饼、草菇、栗干、麻、豆等。著名土特产则为“茶叶”、“鸡蛋卷”、“薄脆饼”。如今，很多老河源人心心念念回味的薄脆，已不容易在超市或市场上觅得踪影了。

　　至于县内出产的果子，如荔枝、黄皮、龙眼、桃、李、梨、柿以及康禾山茶叶等，质味颇佳，因抗战时期出产不多，尚少销售出外。1947年，大战方定没多久的河源县东埔一带，土地纵横数十里，尽数荒废，时河源县政府令饬各乡民，将自业先行勤恳栽种，如属官荒，亦准私人或集体公司承领垦植，凡属山麓冈阜不宜种植农作物的，则多栽种茶果，并通令各区乡一律照办，希望“庶几三时耕获，地无荒废之嫌；百里讴歌，民有丰康之庆”。

　　民国时河源工业不振，仅有些许手工业。矿业方面，曾田横坑出产钨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邑人以土法开采，运往香港销售。康禾乡出产铁矿，亦用土法开采，铸成炉、锅等家具，足供邑人应用。另有松香出产，每年换回港币百万元（全系出口）。

　　民国前后的河源繁华

　　物产丰富，便引来商贾齐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源邻县连平、和平、龙门、新丰，亦多来此赴市（罗思温《河源县调查报告书》，1936年）。民国前后，河源城有大量操粤语口音的人顺东江到河源城做生意，太平街、化龙路、沙边街等繁华的商业街里，处处可见东莞、佛山、南海、广州等地的生意人，一时河源商贾云集，百货辐辏，商务发达。

　　河源城最著名的街市，便是紧靠新丰江的化龙路、太平街（原名中廓正街）、沙边街。

　　罗思温在民国二十五年的统计中称，这一带共有商号三数百家，同业公会共十三行，会员150人。

　　抗战期间，日寇虽未打进河源，但时常派飞机轰炸，河源县城北门直街、中山公园、化龙路等处，都被日机轰炸，瓦砾遍地。人们纷纷逃往乡下，县城商业一时凋敝，商业网点骤减。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县城仅有商店200多家，与民国初期比，减少一半。（《河源县志》，2000年版）

　　1940年5月初，东江各县遭狂炸。日机连日向东江中上游之惠阳、河源、龙川、老隆各地轰炸。统计四、五、六等日，惠阳至河源沿江遭轰炸的大小船艇达三四十艘，死伤民众百余人，损失货物财产尚难统计。（《大公报》1940年5月10日报道）

　　持续的轰炸造成民不聊生。1941年元旦后，惠、博、河三县继续疏散，商店夜间营业延长时间。（《大公报》1941年1月21日报道）当年2月，博罗、河源的商务，除小本经营的柴米商店照常营业外，其余几完全停顿。到了3月，日机轰炸渐歇，商情渐复。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惠州、博罗、河源三县为防患未来计，奉令将人口物资加紧疏散，实行空室清野工作，以求彻底打击来犯敌人。中国军队大批源源南下增援，日军知难而退，河源等县的商业活动渐渐恢复常态，市面之茶楼酒馆，大小商店亦纷纷复业。（《大公报》1941年3月13日报道）

　　日寇大举侵华，广州、香港、东莞，以及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相继沦陷。作为东江心脏的河源，“政治环境是开明与进步的”（《申报》1938年6月9日《艰苦战斗中的东江》，作者饶秋美），虽迭遭日机轰炸，人们也时常要四散奔逃，但总的来说，要较珠三角腹地太平一些。

　　省港难民从东江坐电船逆流而上，避难河源。广州、惠州等地沦陷后，国民党政机关人员亦有不少来到河源，河源商业随之而繁荣。

　　上述人员在中山码头、龙津渡等处上岸，在化龙路、太平街等处居留，并建起了一些东南亚风格偶又掺杂了一些“欧风美雨”的骑楼，带来了广府语言、物产、商品和风俗习惯，与河源县城当地民风民俗碰撞、交融，使源城区形成了与其他客家地区有较大差别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更带有广府风情。

　　“飞机榄，艇仔粥。”上了年纪的老城人还能记起当年的各种粤语叫卖声。

　　住在东埔或其他县的人们，通过东江、新丰江，从三界庙码头、中山码头和龙津渡口等码头、渡口上岸，来到太平街、沙边街和化龙路上，卖掉猪仔、鸡仔和松柴、稻米、水果等货物，换回所需的油盐糖、布匹等各种日杂物品。

　　繁华数十年的太平街、化龙路和沙边街等河源老牌商业街，于兹臻于一时之鼎盛。

　　在河源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号老板中，有几人是河源有名的富商。他们或为河源人之先，或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如潘仲良、张季如、缪霭棠、李逢荣等。在飞鸾桥的石碑上，还刻有一众为重修此桥而捐款的商家名号。

　　河源虽是东江谷米集散地，但是直到抗战期间的1942年，还没有米机加工。那时候的河源，聚集了许多从珠三角、惠州各地逃难的难民，且当时国民党军第八师驻防河源，致河源人口激增，各种商品，尤其是大米供不应求。年轻商人潘仲良与张季如一起，找到本城富商缪霭棠及惠州、大埔的富商共同筹办，于1942年2月发起招股筹设裕民米机厂，同年7月正式开业，厂址设在县城沙边路103号。1949年12月21日由粤赣湘边区纵队司令部第二支队接管，1950年3月移交河源县人民政府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潘仲良因上角义荣坊父母会公地等积案被处决。

（转载 2019年3月3日 河源日报）